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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防法规的产生和发展

国防法规是随着国家和战争的出现而产生的。我国古代典籍中有 “师出于律”、“刑始于兵”的记载,表明国防法规产生于战争实践。由于国防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所以国防法规也可以叫做军事法规。

在奴隶社会,军事法规的主要形式是临战前统治者发布的誓命文诰,如孔老夫子选编的《尚书》中就有甘誓、汤誓、牧誓、大诰、费誓等篇章。这些既是战争动员令,也是最初的军事法规。

如《甘誓》,就是在甘这个地方作战之前统治者所发布的誓命。甘是有扈氏的故地,位于现在的河南郑州以北的地方。甘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070年,是夏启讨伐有扈氏的战争。启是大禹的儿子,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的创建者。大家知道,在夏以前,部落联盟首领的更替实行禅让制。禹也是准备实行禅让制的。他选了皋陶作继承人,皋陶死的早,又选伯益作继承人。但禹死后,启与伯益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最后启打败了伯益成为夏王。从此王位更替就由禅让制改为世袭制。在新旧制度更替的过程中,有些部落不服气,有扈氏就不服气,于是启征讨有扈氏。在开战之前,启召集他六支部队的首领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向六军首领郑重宣告: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这一段话是说,有扈氏公然违反五行之天理,背叛天、地、人之正道,上天要断绝他的命数,我现在只能遵天命讨伐他。这是进行战争动员,宣布有扈氏的罪状,使自己师出有名。接着,他就开始立法了。夏启宣布:“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当时,车战是一种重要的作战形式。一部战车通常有三个武士。左持弓,主射;右持戈,主击刺;中间的,主驭。意思是说:战车左边的武士不努力射箭杀敌,你们这是不认真执行命令;战车右边的武士不努力挥戈杀敌,你们这是不认真执行命令;车夫不能正确地驾驭车马,你们这也是不认真执行命令。奋勇效命者,在祖宗灵位前给予奖赏;贪生怕死者,在土地神灵位前杀头。”(古人认为,祖主阳,社主阴,故就祖赏,就社杀。) 这就是中国古代以赏罚为中心的军事法。由此可见,有了国家,有了战争,也就产生了军事法规。

进入封建社会,军事法规的形式发生了明显改变。这时已经有了稳定的成文法,不再是临时性的军事誓言了。而且,军事法规的调整范围不断拓展,军事立法、司法以及监督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

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制国家,注重以法治国、以法治军。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竹简证明,秦朝的法律

有二十九种,其中包括《军爵律》、《戍律》、《傅律》等多部军事法律。《军爵律》是根据军功授予本人爵位或赎免亲属罪责的法律,《戍律》是关于边防、城防的法律,《傅律》是关于兵役制度的法律。傅,著之名藉,意思是写在名册上,相当于现在的兵役登记。秦朝法律规定,男子17岁就要傅籍以应兵役。

隋唐时期,军事法规更加完善。唐代制定了《擅兴律》、《军防令》、《兵部格》、《兵部式》等一系列军事法规,形成了由“律、令、格、式”构成的比较完备的军事法规体系。《唐六典》注: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式。大体来说,律是刑事法规,令是关于国家和军队基本制度的法规,格是具体的行政法规,式是办事行文的程序。

元朝,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也十分重视军事法制建设,它独到之处是,在法典中首次设置了《军律》专篇,并制定了各种军事“条画”,诸如《省谕军人条画二十三款》、《晓谕军人条画十四款》等,作为治军的依据。

明朝,集历代军事法之大成,并有重要创新。《大明律》改变了自秦汉以来把军事法分列于多篇的做法,集中专列《兵律》一篇,使《大明律.兵律》成为覆盖军事全局的基本法。与此相适应,专门的军事法规也很多,如《军卫法》、《行军号令》等。

清朝,以大明律为蓝本制定了《大清律.兵律》,并根据本朝特点制定了《军令》,后又定期编修有关军事内容的《则例》,最终形成了数量较多、应时性较强的军事法律规范。 近代,中国跟随世界军事变革的历史潮流,借鉴西方法治思想,军事法制建设也有所进步。1933年6月,民国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兵役法》,规定实行征兵制,并建立了预备役制度。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国家内忧外患,形势混乱,《兵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国民党军队扩充经常要靠抓壮丁。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很重视国防法规建设,很快颁布了《兵役法》、《民兵组织条例》以及军队的各种条令条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国防立法的力度,制定了一系列国防法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法规体系。

我国的国防法规体系,按立法权限区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法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现行的国防方面的法律共有15件,其中国防法律11件,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4件。如修改兵役法的决定,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决定等,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第二个层次是法规。法规是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制定的。由中央军委制定的为军事法规,现有126件;由国务院制定或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制定的为军事行政法规,现有39件。共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