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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张光直 : 论 “ 中国文明的起源 ”
* 本文为张光直先生夫人李卉女士在张光直遗物中发现，约写于 1990 年前后，经陈星灿先生整理。
最近几年以来， “ 中国文明的起源 ” 一一或与此类似的题目一一成为中国考古学、古史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论题。开这个风气之先的是 1985 年在北京出版的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的中文版 [1] 。随着次年《光明日报》对辽宁牛河梁 “ 女神庙 ” 遗址发现的报道与这项发现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提早的评论，引起了近五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古史学界对什么是 “ 文明 ” 、中国最早的文明在何处起源以及中国文明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等等一系列老问题的争议。在 “ 中国文明起源 ” 这个题目下参加讨论的学者很多， 1987 年可举安志敏 [2] 、陈星灿 [3] 和邹衡 [4] 为例， 1988 年可举蔡凤书 [5] 、李先登 [6] 和郑光 [7] 为例。 1989 年相信在这个题目上的讨论还是接连不断的；《考古》第 1 期便有童恩正《与 安志敏 先生商榷》一文 [8] ，安志敏回答的文章已准备近期刊出。
我说这是老问题，因为虽然最近有热烈的讨论， “ 中国文明的起源 ” 却并不是一个新的题目。在西方思想传人中国以前，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这一套体系充分说明，是不成为一个学术上的论题的。但是西方学者很早以前便把中国文明起源当做一个值得讨论的题目。近代西方学者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拉古别里 (Terrien de Lacouperrie) ，他在 1885 年的一篇文章里主张中国民族的始祖黄帝是从巴比伦迁来的 [9] 。这类中国民族和它的文明西来说自拉氏之后继续主张者不乏其人 [10] 。到 1920 年代安特生在河南和甘肃发现史前时期的彩陶以后，安氏更指出中国史前彩陶与中亚、东欧史前彩陶之间的类似 [11] ，于是中国文明西来说更自考古资料获得支持。但是不久之后，中国考古学者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产生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时若再说中国史前时代都是一片空白，连人和文化都是自西方输入的，便很难成立了。所以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 1930 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 [12] 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
“ 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 ? 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 ? 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 ? 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 (Proto— Chinese) ，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人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人的。 ?? 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 ”[13]
滨田氏进一步相信殷墟时代在中国发达极盛的青铜文化，也是由西方输入的。 “ 铜或
青铜的使用 ?? 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 ?? 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 ”[14] 换言之，中国文明史上在当时的考古学上最显要的两个元素，即彩陶与青铜，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而我们可以由此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第二位持这类见解的外国学者的例子是美国的毕士博。他在 1939 年发表的《东亚文明的开始》 [15] 一文中，叙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与黑陶文化以及文明时代的殷周。但在他检讨了中国文明的各项特质以后，发现它们都是外来的：彩陶、青铜器、大麦、战车、文字、牛、羊、马、鸡、水牛、小米、大米、高粱等等，他说不是来自近东便是来自印度。他的结论： “ 文明最早出现于近东，在那里若干动物被驯养，若干作物被栽培；也是在那里各种基本的发明被创造，城市生活产生。这些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千年。在东亚我们发现当时情形纯然不同。上述文化特质中有许多在这里也有出，现，但它们都出现得晚得多，并且表现一个比较进步的发展阶段，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它们是在这里独立发生的，而在若干例子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自西方起源的确凿证据 ?? 因此，后来在东亚建立起来的文明，其起源与基本类型必须归因于从古代近东来的文化传播所致的刺激。 ”[16]
到 50 年代以前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大致便停留在这种水平上：中国文明包含哪些元素，这些元素是土生土长的还是从外面来的，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而在 “ 中国文明起源 ” 这个问题上下个断语。有人 ( 如毕士博 ) 说中国文明重要的因素都是外来的，反过来有的学者便争论中国文明若干成分实际上是本地起源的。李济在一篇讨论中国上古史的文章中，批评毕士博的说法，指出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物事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 “ 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 ”[17] 这种土著与外来成分的拉锯战，一直持续到 70 年代。主张土著成分占优势，因而中国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的，甚至是东方文明的摇篮，到了何炳棣《东方之摇篮》一书到了高潮 [18] 。
到了 50 年代以后，随着全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与大量史前与历史时代早期遗物的出土， “ 中国文化起源 ” 这个论题也就逐渐趋于复杂化。在过去资料稀少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全中国当作一个单位来讨论，把不同时期的文化排列起来，就可以展示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在全国各地出土物增多，而且利用碳素十四方法断代把全国各地文化发展历史初步了解以后，我们发现中国古代考古文化是不止一个系统的，于是在 7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考占学上便开始了对所谓 “ 区系类型 ” 这个概念的探索。在 1981 年第 5 期的《文物》上，苏秉琦和殷玮璋建议把全国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详细划分，并且指出中国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区域来讨论： (1) 陕豫晋邻境地区； (2) 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3) 湖北和邻近地区； (4) 长江下游地区； (5) 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6) 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19] 。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课题上，这种区、系、类型的划分是有基本上的重要性的，因为 “ 这六个地区都曾起到民族文化大熔炉的作用 ” ，也就是说， “ 很多地点考古文化面貌上反映的我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渊源的连续性 ” ，这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20] 。
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本来不是一个新颖的说法。民族史学者林惠祥在 30 年代讨论中华民族的起源时早就指出 “ 中国文化盖以上古时华夏系之文化为基本要素，此种文化依
次与其他文化接触而吸收之，吸收以后经一番错综混合而归于融化。 ” 这些为华夏系所吸收的其他文化，林氏列举有黎苗文化、东夷文化、荆蛮文化、百越文化、山狄文化、氐羌文化等 [21] 。
发掘和研究殷墟文化的李济也早指出 “ 殷虚文化来源的复杂 ” ： (1) 一部分的文化显然受过西方的影响，同时带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文字、一部分的农业及陶业； (2) 一部分完全是在中国至少是东亚创始并发展的，如骨卜、龟卜、蚕丝业及一部分的陶业与雕刻的技术； (3) 一部分来自南亚，如水牛、稻米及一部分艺术。 “ 殷商文化只是把这些成分调和起来，加了一个强有力的表现。 ”[22] 这个看法在李先生的《中国文明的开始》 (1957 年 ) 一书中又再一次被强调： “ 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 ”[23] 这种多元的说法，如今可以说是为中国史前文化区系类型的分析结果得到考古材料的支持了，但是新的材料又引起了新的论题，或可以说是使旧的论题复杂化了。根据上引安志敏、邹衡、蔡凤书、李先登等最近的看法，要说中国文明的 “ 起源 ” ，就一定要找到符合文明条件的最早的考古文化，亦即二里头或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问题，在这些位学者看来，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分析是 两码 子事。
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中国文明史、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一定会随着中国考古材料的增加与研究而有日进的。现在考古材料已积累到一种程度，使得这个问题分析起来头绪相当纷繁。下面将这些头绪初步梳理一下：试求指出讨论这个问题所需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 文明 ” 的定义应自史料内部辨认
讲中国文明的起源，第一步的工作自然是说清楚什么是文明，什么是中国文明，这样我们才能谈到它的起源问题。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一部分是集中在 “ 文明 ” 这两个字的定义上的；例如有人说红山文化有玉器、有女神庙，证明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的辽河流域；也有人说红山文化还没有发展到文明阶段，还不具备文明的条件，所以讲中国 “ 文明 ” 的起源还谈不到红山文化 [24] 。
给文明下定义至少有两条人手途径。第一条是先决定文明这个概念之下包括什么具体的成分，然后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找寻这些成分在哪一个段落中出现。如果找到，便知道文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出现的。这样即使不能解决文明的起源问题，至少可以知道从何处何时来出发从事这个问题的研讨。先决定这个概念所包括的成分，一般是自社会科学通论的著作中去采取的：在中国一般采自所谓经典著作，即公认为真理的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25] 。这本书把人类社会进化史分为三个大段，即野蛮 (Savagery 又译为蒙昧 ) 、半开化 (barbarism ，或译为野蛮 ) 和文明 (Civilizafion) 。每一个阶段都有很精确详细的定义；摩尔根氏对 “ 文明 ” 的定义是： “ 这一时代，如前所述，以声音字母之使用以及文字记录之制作而开始。 ” 自摩尔根以后，把 “ 文明 ” 的定义加以扩充和定规化的企图是很多的。最近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学者也采取这种界说的方式，把 “ 文明 ” 的内容规定清楚，然后到考古资料中去寻找。如邹衡分析 “ 文明 ” 的标志是：文字、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 从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例如二里头文化中成组宫殿群建筑的出现和都城的形成、青铜器中礼乐兵器的产生、文字的发明等等。这些又都是商周文明所共有的。龙山文化中没有这些因素，说明当时尚未跨人中国古代文明的门槛；二里头文化有了这些因素，说明已同商周文明直接挂钩。这样，我们就
在考古材料中找到了中国文明的源头，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明。 ”[26] 李先登的看法也与这相同，他也 “ 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 ”[27] 。
另外一个给文明下定义的途径是从个别区域具体史料与具体史实的分期出发。上面所说的先将 “ 文明 ” 的内容列举出来的方式，需要做这样一个假定，就是在每一个区域史里面，如果有文明这个阶段出现，就一定有这些成分的出现，但这个假定从实际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就用中国文明的三个必要成分来说吧：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不是所有的 “ 文明 ” 都有的成分呢 ? 中国有，两河流域有，但中美的古代文明没有青铜器，南美的古代文明没有文字。是不是这样说来中美与南美古代文化史上都没有 “ 文明 ” 这一个阶段呢 ? 取这样的观点便是说，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史上，有的地区 ( 尤其是先经过研究的地区 ) 比较重要，它的成分便应当做文明定义的标准。因为如果不是如此，如果用中美、南美的文化史当做文明界说的标准，那么中国与两河流域的发展便不尽合它们的标准，岂不是反过来表明中国与两河流域的文化史中没有文明这一个阶段吗 ? 我相信我们不妨将每个地区的文化社会发展史个别看待，检讨它的发展过程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有几次飞跃性或质变性的变化，然后根据这个历史本身内部所呈现的变化把它分为若干阶段或时期。这里面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或时期也许便相当于我们观念中所谓 “ 文明 ” 。但这是要在比较了许多地区的发展分期以后才能决定的。我们分析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社会史以后，把它们发达程度最高的一段来比较综合。如果它们之间有许多基本上的类似性，也许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真正有普遍性、有世界性的 “ 文明 ” 的新的定义。
从这种观点看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我们很客观地要采取第二种途径，即先将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史作一番客观的分析，看看应该分成哪些阶段，再看看到哪一个阶段我们可以谈到 “ 文明 ” 的出现。这样做法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和走第一条途径所获得的结果是相同的，但这样做法所得到的 “ 文明 ” 阶段是客观产生的，不代表先人为主的成见。
目前中国史前史到古代史这一段连续性的考古史料只有在黄河中游河南、山西、陕西一带比较完整，我们不妨把这一地区的文化社会演进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做一个例子。这个地区从物质文化 ( 主要是陶器 ) 的变化上看可以排成下面这样一个文化序列 [28] ：
1 ．以裴李岗、老官台等遗址为代表的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 约 7000—5000 B ． C ． )
2 ．仰韶文化 ( 约 5000—3000 B ． C ． )
3 ．龙山文化 ( 约 3000—2200 B ． C ． )
4 ．二里头文化 ( 约 2200—1500 B ． C ． )
5 ．殷商二里冈和殷墟期文化 ( 约 1500—1100 B ． C ． ) 殷商以后西周东周以来的历史时代文化先抛开不提，只就上列五种史前与历史时代初期考古文化来看，它们在文化社会演进史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发展 ? 如上所说，考古学上文化的序列是根据物质文化所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