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第十讲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更新完毕开始阅读f34a2d2559eef8c75fbfb367
中国神秘而又多彩的艺术，曾使一些西方哲人和艺术家为之倾倒。18世纪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把东方称为“一切艺术的摇篮”，并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它”。19世纪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中国艺术有一种无边无涯的富饶性。”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100年间，欧洲风靡罗科科风格，而罗科科风格的核心便是崇尚、追求包括丝绸、瓷器、漆器、园艺、建筑在内的中国艺术情调。
中国的哲学亦在17-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文化对于西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他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导论中说：“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他的这一论断开启了以后启蒙思想家借重中国文明鞭笞欧洲旧传统之先河。莱布尼茨又比较中西文化说：“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因此，他极力主张进一步扩大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对于那些非议中国哲学的言论，他大声反驳道：“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首先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不相符合，这真是狂妄之极！”
莱布尼茨对二进制算术的研究，曾从中国古代《易经》中得到重大定示。1701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他的信中附寄了两张易图，即《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接获图表，详加研究，认为八卦的排列，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数学上“二进位”思想，是个了不起的贡献。“这新方法能给一切数学以一道新的光明”。1703年，莱布尼茨在《皇家科学院科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二进制计算的阐述》的论文，并将二进制扩展到加减乘除四
个方面。没有二进位法的引入，就不可能出现现代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而“莱布尼茨成专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前辈，对其观念的刺激，公认来自中国特殊的表意符号的性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发生于英国，继起于德国，并在法国得到最典型表现的启蒙运动更为广泛地展开。启蒙运动本身的发展，需要以它的先驱者所留传的思想资料作为出发点。然而，欧洲中世纪的思想传统由于和宗教神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充分满足启蒙思想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东方的中国古代文明，就成为启蒙思想家汲取精神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成为伏尔泰等人笔下借以鞭挞旧欧洲的“巨杖”。
首先，热烈追求理性与智慧的启蒙思想家注意到中国哲学宗教色彩淡薄，而以“认识道的各种形式为最高的学术”。他们对此大加推崇。法国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在清除现存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之后，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而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儒教乃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他在这个时期创作的哲理小说《查第格》中说，中国的“理”或所谓的“天”，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称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推崇孔丘，称赞他“全然不以先知自诩，绝不认为自己受神的启示，他根本不传播新的宗教，不求助于魔力”。狄德罗《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的介绍，也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别称赞中国的儒教，说它“只需以‘理性’或‘真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在德国，以“哲学的宗教”来代替神学宗教的思潮，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黑格尔虽然对中国哲学十分轻视，但他也认为“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
在英国，有的启蒙学者也常常引用“中国人的议论”来批驳《圣经》。例如18世纪早期的自然神论者马修·廷德尔在《自创世以来就有的基督教》中，把孔丘与耶稣、圣保罗相提并论，并比较他们的言行，从中得到“中国孔子的话，比较合理”的结论。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曾说：“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论的学徒。”因此，中国哲学可以作为英国自然神论者的思想资料。
中国文化的伦理型倾向也引起欧洲某些思想家的注意，他们认为，“伦理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二者不可分离”。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直到法国大革命，中国哲学中的德治主义还对雅各宾党人发生影响，罗伯斯庇尔起草的1793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第六条说：“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哲学对欧洲思想家的影响是经过他们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才发生作用的，他们所理想表述的中国文化，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但是，中国哲学对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想体系的完善确乎发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学者戴密微在《中国和欧洲最早在哲学方面的交流》一书中高度评价这一东方哲学流向西方的现象。他认为：“从16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文艺批评运动，而发现中国一举又大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蓬勃的发展。”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并不局限于18世纪，此后虽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一些学者又加速了同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交融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文化危机，使不少知识分子再次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学中找到克服欧洲文化危机的办法。德国驰名全球的社会哲学戏剧家布莱希特，便专注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
墨翟的“非攻”、“兼爱”等思想，老庄修身治国的哲学理论以及“柔弱胜刚强”的学说，均为布莱希特所特别关注。中国哲学不仅给布莱希特与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家的哲学论争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而且大大开拓了他的哲学眼界，推进了其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使他从一个欧洲学者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巨人。
中国传统哲学在19世纪的俄国也颇有影响。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对中国哲学便极感兴趣，他研究过孔丘、墨翟、孟轲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而对老聃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一直持续到暮年。他曾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勿以暴力抗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聃“无为”思想的启迪。
在今天工业发达的西方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吸引力非但未减弱而且日益增强。当东方的人们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大量涌入而目不暇接之时，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则痛感西方工业社会弊病丛生，好像终日被一种无限的荒漠感所包围，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看不透，冲不破，走不出。他们又一次把目光投向东方，企望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真谛，寻觅来自内心、来自精神世界的幸福，从而形成当今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动向。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田继周．少数民族与中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法]艾田浦著．许钧等译．中国之欧洲，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武斌．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思考题：
1．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壮大中起了什么作乏？ 2．试析“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