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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汇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会、相互渗透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鲁迅在谈到文学创作的规律时曾说：“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其实，吸取外来成分以使自身获得新的生机，并不限于文学领域，而是整个文化发展史的通则。
梁启超指出：“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便是第二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梁氏说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汇在晋唐间，这是粗略言之。事实上，这次文化交汇，应当追溯到汉代。如果说，秦以前是中国本土文化起源与发展期，那么，从汉代开始，便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所谓外来文化，先是西域（即中亚和西亚）文化，后是南亚次大陆文化。不过 ，后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教哲学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但其思辨之繁富与巧密超过中国传统儒学以及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因此，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当然，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地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
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中诸如孟轲、庄周等人的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相继崛起于隋唐时期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中国化的佛学宗派。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合。如程颢、程颐宣扬的“理”，即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不过赋予了更多的封 建伦理道德意蕴。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若干内容采自佛教禅宗和华严宗的思辨。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这一范例形象地揭示了文化史上的一个普遍规律：文化交流．决非单向的文化移植．而是一个文化综合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文化要素的新的文化组合。在改造了的儒学与改造了的佛学相糅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宋明理学，正是这样一个新的文化组合。
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南亚次大陆的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再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8世纪至10世纪，印度佛教开始衰微，13世纪回教入侵，印度佛教文化遭到毁灭。然而，正是在七八世纪，佛教在中国长足发展。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东南亚。日本曾出版《大正藏》，意在网罗中外所有佛教著作。这部巨型书籍，拥有23 900多卷，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学者所译或所著。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
唐代的艺术也因吸收佛教文化而更为瑰丽辉煌，诚如鲁迅所言：“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佛教绘画传入中国后，隋唐画匠迅速地从佛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画表现力。著名画家吴道子专事宗教壁画，流泻其笔端的绘画却洋溢着深厚的民族风格，他的《天王送子图》中
的净饭王和摩耶夫人，是中国民族绘画中常见的贵族阶层的人物形象。阎立本、李思训等画家吸收佛画中用金银加强色彩效果的手法，创金碧山水画，以“满壁风动”、“灿烂求备”的气派，来表现唐代的丰功伟业和时代精神。魏晋六朝——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力加创新，取得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麦积山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在艺术家的改造下，佛的森严、菩萨的温和与妩媚，迦叶的含蓄，阿难的潇洒，天王力士的雄健和威力，都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熟与完善。其他文化领域也在吸收——创新的道路上有新的进展。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载有印度药方；隋唐乐坛流行“天竺乐”；宝塔是中国古代建筑形式之一，而塔的名称和形制都来自印度。唐时寺院的“俗讲”极为盛行，但内容已不是佛教教义，也不是六朝名士的“空”、“有”等玄虚思辨，而是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成为宋人平话和市民文艺的先声。总之、，在中国艺术家的改造下，佛教艺术中的宗教色彩被洗涤，而其从形式到内容上的精华，则汇入雄健奔放、生机勃勃的隋唐文化大潮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成分。
隋、唐、五代不仅有佛教的流行和中国化，而且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也相继传入。如提倡互助、主张明暗相争的摩尼教，颇易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故虽屡受官方严禁，但仍播行于民间，每每成为农民用以组织起义的斗争工具。北宋方腊起义，便以摩尼教组织发动群众。元末红巾军起义，亦从袄教、摩尼教中汲取思想资料。，此外，中亚、西亚的科技知识也丰富了中国科技宝库。如唐时波斯人李际所著《海药本草》传入中国，大秦（东罗马）“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的医术也为当时医学界所吸收。隋时地理学家裴矩广泛搜集西域境内及中亚、西亚各国的资料，在中外地理学相结合的基础上丹青摹写，撰成《西域图纪》。
汉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兴隆昌盛的黄金时期。而这一盛况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乃是由于大规模的文化输入使中国文化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在此氛围中，中国文化系统根据本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选择取舍，加工改制，收到了“以石攻玉”之效。鲁迅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宽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唐人的这种宏大气魄和勇于探求的精神，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汉唐时期，尽管中国文化系统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但是，中国文化却没有成为“四不像”，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华民族文化，这种稳定性，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
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次文化大交汇已延绵四个世纪，至今仍在继续进行中。中外文化16世纪至20世纪这次大融会，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魏晋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后来还有美国、日本）文化。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东西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系统造成的震撼，其程序大大超过以往。
耶稣会士来华，始于明代万历年间，这些肩负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宗教殖民使命的教士，为了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不使中国人感觉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