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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表情与真实
——中国能被印度赶超吗？ 李 晓
编者按：近年来，中印比较变得非常热闹。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世界经济学者，作者在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之后，前不久到印度进行了访问。这篇文章就是他的访问观感，其深刻的思想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印度，从而正确认识自己是很有好处的。
近年来，瑞士一个叫达沃斯的小城，每年年初都会聚集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工业和政治精英，召开世界经济论坛。自2000年起，中国一直都是这个论坛上耀眼的明星，“中国奇迹”成为这个论坛上最具凝聚力的话题。然而，在2004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取代中国成为鲜明的主题，有关印度经济赶超中国的所谓“龙象之争”或“龟兔赛跑”的话题，似乎充斥了整个论坛。中国人开始尴尬，继而开始警觉。于是，刚刚咀嚼到“中国崛起”之甘美的国人，突然开始以从未有过的兴趣关注起身边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有关印度能否赶超中国或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的话题跃然网上。
那么，印度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它能够赶超中国吗？中印比较的意义何在？这是我访问印度期间一直在思索和关注的问题。
两个印度：富人在天堂，穷人在人间
去印度前，朋友告诉我：印度是个不去很遗憾、去过更遗憾的地方。到印度之后方明白，这种说法源于关于印度的理想与现实尤其是其贫与富的强烈比照。
在印度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穷人。车子一停，立即就有讨饭的孩子围拢上来，你可以善心大发，但结果一定是走不脱，欲罢不能，会有更多的孩子向你伸出期盼的手。与国内的职业乞讨不同，他们真的是要讨口饭吃，食品、水什么都行，当然，钞票更受欢迎。在首都新德里中央大街上，任何地方都有乞讨者；使馆区附近的大街两旁，有无数的用破旧雨布搭成的小帐篷，妇女们在路边做饭，
大一点的孩子们在路边乞讨，小一点的孩子则赤裸着身体坐在泥土上??。城里所有的河水都是黑色的，肮脏不堪，河的两旁是一眼望不到头儿的贫民窟，垃圾满地，脏水横流，人们熟视无睹。
孟买在印度人眼中是财富的聚集地，自然也是富人的天堂。作为殖民地时代的遗产，这里有许多哥特式的建筑，其中孟买火车站和高等法院依然壮观无比。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富裕的印度人，他们有教养，衣着得体，开着各色的进口轿车，与印度产的索非亚·粕立米勒牌出租车和三轮车混杂在一起，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在孟买五星级的泰姬·玛哈饭店前，富人们进进出出，贫穷的妇女则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孩用期盼的眼光在乞讨。尽管我来自同样存在巨大贫富差距的中国，尽管我早对印度的贫富差距之大有所耳闻，但依然为眼前的现实所震撼。
仔细观察印度的穷人，有两个特点使中国人感到惊讶。一是他们的自然、淳朴和乐观;二是他们虽然贫困，但却有自己不被打扰的生存空间。
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印度教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虽然在公元前322年建立的孔雀王朝尤其是在阿育王执政期间曾将佛教奉为国教，而且在7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多次入侵，特别是13世纪初德里苏丹帝国建立后曾将伊斯兰教奉为国教，但印度教经过多次改革迄今依旧是信徒最多的宗教，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近50%，其他有佛教、耆那教、袄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等;除英语外，印度约有1500种语言，其中14种为官方语言。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万物有灵，讲求“作业”(羯摩，即行为)和轮回转世。同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印度教社会中出现了阶级压迫、种族压迫相结合的种姓制度(瓦尔纳制)，形成了婆罗门(负责宗教祭祀)、刹帝利(负责国家行政管理)、吠舍(从事工、农、商等)和首陀罗(从事所谓污秽职业的人)四大种姓，此外还有所谓的旃陀罗即贱民。随后在公元4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又形成了按职业划分的所谓门提制，使得种姓制度更加固定并细化。据说，今天的印度有几千个亚种姓。
受到宗教的影响，印度人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方面，由于信奉万物有灵，他们再穷困潦倒和饥饿也不会杀生，所有的动物都与他们和平共处。所以，如同在发达国家一样，印度的鸟儿是不怕人类的，所有的野生动物不会被捕去吃掉。
虽然印度的河水污染严重，但除此之外，生灵之间的和谐在今天的中国难以见到。另一方面，由于种姓制度被长时期宗教化，养成了印度人包容、天性乐观与温和的性格。在低种姓的穷人看来，富人之所以成为富人，自己之所以成为穷人，是各自在前世的修行(“作业”)不同所致，因而必须在自己现在的位置上苦于“作业”，转世方可幸福。这种性格肯定很大程度上泯灭了印度人的进取意识，但却形成了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促进了职业和手艺的专业化发展，稳定并发展了分工和相互依存的交易，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穷人不妒忌富人，也少有杀富济贫的意识与观念。事实上，印度历史上像中国那样壮烈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几乎从未出现过，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几乎都由来自西北方向的异族入侵所致。同中国相比，种姓之间的和谐与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主流或“动力”。
1947年印度独立后，自尼赫鲁开始，经英迪拉·甘地一直到拉吉夫·甘地，印度历届政府一直试图改变印度的贫穷落后状况，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在社会正义、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偏重前者，并一直成为政府的施政核心。印度的所谓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就是决定发展路线的基本标准不是为私人利益考虑，而是要有利于社会。发展模式和社会经济关系结构的设计不仅是为了国民收入和就业最终得到显著增长，而且要使收入和财富的占有更加平均。由于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印度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增长一直缓慢，年均3%～3.5%的增长速度被讥讽为“印度教徒增长率”，结果社会正义、平等的目标自然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印度历届政府虽然一直致力于取消种姓制度以及对妇女的迫害，但迫于高级种姓的反对和阻挠，相关政策措施流于法律形式，未能取得事实上的改变。但另一方面，印度的民主政体也使得政府对贫民一直采取非常宽容的政策，虽然各地政府也曾多次下决心要清理贫民窟，整顿市容，但事实上却难以实施。在印度没有像我们这里“城管队”那样的组织机构，强制拆迁贫民窟的情况少有发生，他们的穷苦生活很少受到干扰。一句话，印度政府让富人生活在天堂里，也让穷人生活在人间。
近10年来，印度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尤以软件业的发展令世人瞩目。自拉吉夫·甘地时期开始，印度便着力发展IT产业，将信息产业确定为经济增长极。1984年印度的计算机生产厂家只有80家，1985年就增加到150家，1986
年后软件业兴起，出口迅速增加。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遗产，印度受高等教育人口的英文素质和科技开发能力较高，这些得天独厚的“软优势”直接推动了印度IT产业的大发展。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提出，要使印度在10年内成为“信息技术大国”，并成立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组，班加罗尔的高科技园区亦得到如火如荼的发展。现阶段，印度的软件出口已经占世界第二位，出口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00多家已向印度外包了软件开发业务，美国的国家电信呼叫中心也已经转移到印度。目前，软件出口已经占到印度出口额的10%，预计到2008年印度软件业产值将达到850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33%。但是，印度IT产业的发展同其社会经济发展一样，具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换句话说，印度IT产业的发展是其社会经济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印度——贵族化的印度和平民(贫民)化的印度。印度的政治是贵族化的，印度的社会是贵族社会与平民社会并存，印度的经济也同样带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自19世纪后期印度民族工业开始起步以来，一直与英国殖民经济并驾齐驱。到1947年独立前，印度民族资本控制的资产已经与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的资产相当。这部分贵族资本也同样是半个世纪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由于贵族化的民族资本的畸形发展，印度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特别是由于其低种姓人口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非常低下，失业问题长期顽存。从这个角度看，印度IT产业的发展也是为了绕开普通劳动力人力资源积累不足的困难，凭借其教育的贵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科研发展的贵族化特征来直接与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接轨”。然而，2005年印度20～39岁的人口已超过4.3亿，如果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加，这些廉价的劳动力便会成为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因素。对此，年均吸收就业仅为200万人左右的IT产业是无法发挥作用的。IT业的一枝独秀对未来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究竟有多大，恐怕不容乐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给人的深刻印象是:印度不是一个穷国，印度是一个穷人很多的国家。
印度经济能够赶超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