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蒙特洛斯：新历史主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dff8fa70f242336c1eb95ed1
所抱怨的文学研究中的转向——从“语言本身?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兴许可以更好地解释成我们对语言和阅读这一关注重心的深化和延伸。文学批评的传统分析力量曾一度用于文化分析中新的跨学科的批评项目，这有赖于它对话语形式和话语过程组成“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的方式的研究。
Ⅴ
最近提到历史（如同权利一样，这个词时常有被物化的危险），似乎总是为了回应——或者，在某些的情形中，只是实证主义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不同形式主义，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形式主义专门质疑历史性理解和历史性经验的可能性；这些形式主义威胁着把历史解构成佩里·安德森所预言的正是客观主义决定论和主观主义自由表演这样一组对立，不给人类个体或集体主体留下历史代理的可能性的一组对立。（《在轨道上》）主体（/主语——译者注），既是语法词，又是政治术语，不只作为个体这个词汇时髦的同义词，而且是为强调个体和个体概念都是语言、社会构成的这一思想而通用起来的。尽管它在大众媒介、政治修辞和本科生论文里的使用日益加增，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中自由地自我创造和创造世界的个体曾经一度在学术理论文本中失效。与历史代理物颇受争议的范畴相对，群雄逐鹿的理论群体反对各种形式的结构主义决定论和后结构主义因果论——最后这种曾被安德森嘲讽为“没有主体的主体主义”。（54页）现在，我们看到，一边是不可捉摸的符码，另一边是滑动的能指——先界和财运的当代对应物。
安德森说，当代社会理论战场上“所有争论者都在围绕着它转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人类历史和社会中结构和主体关系的性质”。（33页）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答案使结构和历史或和实践交织；使系统或整体的一边与策略或能动作用的另一边相对立。确实，这种版本将现行的历史-社会-政治取向的相互作用表述为英美文学研究中抑制和颠覆的相互对立。正像我先前说过的一样，这类形式并不足以说明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的状况，也不足以说明我们自己所处的情形。我认为我们应该拒绝用二元对立来表示概念词语的演绎倾向；相反，我们应该把它们看成是相互构成的、相互递归的、相互变形的过程中连接在一起。
在此，我能想起近期一些社会理论方面的著作，例如安东尼·吉登的概念结构性：
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组成系统的实践的媒介，也是它们的结果。…
交互反应中生产者利用规则和资源，规则和资源也在此类交互反应中再次形成。
（《中心问题》69,71页）
匹亚克·波尔多的体型观念：
可持续、可换位的排列系统，它是预先结构化的结构，用来发挥对结构的结构化功能，也就是，作为对实践和表征的生成和结构原则。… （《提纲》72页） 还有马歇尔管制·萨哈林的交汇处的结构观念：
历史是文化上有序的，在不同社会表现不一，随事物的有意义的图式而具有差异。逆向的思路也是正确的：文化图式也是历史性地排序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意义在事实上发生时会重新估量。…
通过“交汇处的结构”我指文化范畴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实际表现，如历史作用者行动中的表现出来的一样。
（《岛屿》ⅶ，ⅹⅳ）
带着这些视角，我们可以考虑下列提议：主体化和结构化过程都是既相互依存，又不可避免是历史性的；社会明显的系统性是由个人和群体交互式社会实践
产生、调整和改变的；行动者的意图和行动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换句话说，行动的效果是权宜性的、随情况定的，在不同程度上是偶然性的。行动的可能总是被社会和历史具体情况决定的，也决定着社会和历史的具体情况。但是，集体结构可以使个体作用物生效或使其效果受到限制；当主体意识到它们的规则是多重、异质且互相矛盾时，它们也可能具有推动作用。保尔·史密斯表述过这种作用物概念：
象征范筹，我们在语言和社会构成中的位置，也就是我们要适应的过程，建构了意识形态。…的确会有抵抗，但是抵抗只发生在已经产生了人类作用物主体位置的社会语境。那种抵抗必须通过社会构成中提供的主体位置空隙处方能窥见。更为具体的是，抵抗应该被视为主体位置内或相互之间矛盾的副产品。…抵抗最好理解成个体化和意识形态质询之间辩证关系的具体纠结。（25页）
社会、政治作用物的可能性不应该是基于认为意识乃意识形态之外的假设。但是，在意识形态构成内部或之间客观地经历矛盾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在内部变换的距离中经历我们服从的各个方面——去阅读，就像经过折射光一样，通过意识形态印记的一个方面去阅读另一个方面。如此偏颇、不稳定的反身知识，却可以为主体提供一种授予作用物权利的方式。我使用主体这个词语旨在表明一种模棱两可的主体化过程：一方面，它把主体塑造成意识的所在、行动的肇始者，给他们赋予主体性及作用物的能力；另一方面，它把它们放置、驱动、限制在内部——它使它们诚服于——社会网络及文化符码，必然和偶然的力量，这些它自身无法理解和控制的力量。
话语和社会、文本和世界关系的重组，关涉到对关于文学仍然流行、理想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观念的拒斥：作为超越于物质需求和兴趣之间变换的、矛盾的压力的，自足的审美、道德和智性秩序；作为关于“事实”的被动的话语纪录集合；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反映。新近的文本理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语言符号指称物不可能是固定的，文本的意义不是稳定的。书写和阅读都是处于一定历史、社会位置的事件，由处于一定意识形态的人类个人和
集体作用物在世界中，对世界进行表演。指示的情形总是这样的，指示过程在理论上的不可确定性总是由话语实践的历史具体性、指示发生的阅读定式的限制和资源划定界限的。文学研究中新的社会历史批评项目，就是分析文化具体现象中话语实践的交相作用，包括文化经典赖以形成和再形成的实践。通过这些话语，真实、历史的不同版本都被经历、被调用、被重新生产，通过这些方式，它们也被征用、被挑战、被改变。
任何集体的批评项目必须意识到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它加入到它所分析的兴趣、观点的交互作用中。所有学术著作文本选择性地构成它们的文学-历史知识，且经常是基于未加检视的、前后不一致的原因。与真正的新历史主义批评项目相一致的是，必须领会到并且承认我们的分析必然是从我们自身的历史、社会、制度构成的有利地位出发，同时，我们建构的过去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主体的批评家的文本建构。我们对过去文本的理解和表征靠的是疏远和拨用的结合，即互为条件的过去的话语和我们关于过去的话语。（麦克坎勒斯；拉卡普拉，《重新考虑》）学术研究积极主动的建构研究客体，并为研究客体划定界限，学者被历史性地置于研究目标对面。因此，任何企图恢复终极意义上真实、正确、完整的意义的历史批评都只是幻想。很有必要对现在和过去进行历史化，对现在和过去的辩证关系进行理论化——即过去形塑现在，现在重新形塑过去的压力。此类批评实践构成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的对话。
1980年代初——米勒所说的文学研究潜在的“转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条件，社会语境，物质基础”开始——美国政治机构、大众传媒和新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各部分群体已经在攻击他们所说的文学、社会科学中的下降，攻击作为教授、艺术家们左派议事日程结果的，社会大范围内的文化产品和表演。在使用他们的攻击力量的过程中，这些力量明显地显示出自身管制教育和艺术的日程。国家人文资助中心致力于课程改革的运动对自开放宽容的1960年代以来的所谓“传统价值”的衰亡表现出普遍焦虑。在威廉·贝内特和其继任者利恩·V·切尼的领导下，国家人文资助中心致力于保留反映主导文化的课程安排，坚持使用强调推定性稳定、连贯和包容美国价值和信仰的教学大纲。国家人文资助中心公布于一些社论和评论文章上的一系列官方报告一直有意贬低为历史、政治、阶级、种族、性别和性提供另类和相反的阐释视角的文化分析。
不管它引起了怎样的回应，学术圈之外的对文学理论、教学大纲和教学法的发展所持的敌对态度证明，学术界被认为是意识形态主导力量争锋、再生产的场所；我们的阅读、教学和文学经典重修中有些成败攸关的因素；如果我们突然发现在文化上、制度上处于有力地位，我们就得面对选择，选择是否，何时和怎样利用那种力量。学术的政治超出了我们随口称之“学术政治”的东西：文化诗学的研究和教学陷入一个更大的文化政治，那儿没有无利益关系的团体，没有客观的位置。但是，对这样的无关利益性进行辩护，就像天真地越过阐释去诉诸于“文
本本身”一样，只是使主导者利益合法化的方法而已。不只选择读什么，而且选择怎样读，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自己带来更清醒的意识，意识到我们正置身于阅读的政治，对我们自身历史性有更敏锐的觉察，领会到我们置身于既维持我们又约束我们的权利和知识王国的某处。通过在话语和社会实践的不稳定、论争性的场域理解“文学”——重划文学研究疆界，又跨越这些疆界——我们可以把人文学科说成是历史性现在时刻里智性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重要的作品。1
注释：
1此文部分内容出现在哈罗德·阿兰·威瑟尔编辑1989年由罗特里奇公司出版的《新历史主义》中拙文《宣称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与政治》中。 陈华生 译
（原文来自1992年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版权，外研社2007年影印版《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第391-417页。）
2011年1月11日星期二，译文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