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蒙特洛斯：新历史主义更新完毕开始阅读dff8fa70f242336c1eb95ed1
效用，而且指其相应表征的历史、社会具体性；或者说，它应该包括言说的语境——或者，按照托尼·贝内特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阅读程式——在其内部，我们自省式的刻写、认同和阐释“颠覆”。意识形态只有在它以包括传统意义上归为文学和批评的特定的文化形式和实践示例出来时才存在。所有文本都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标记，不管其刻痕是怎样的多价和前后不一致。如果说文学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状况必定是多重决定的、不稳定的，这正是它们之所以称为经典的条件和结果。例如，我说《哈姆雷特》是“复杂”的文本，我不是回到一种内在、一致和闭合的审美上；我是在描述文本转变成开放、变化和矛盾的话语过程，这种话语在自身历史中被累积性地产生和征用，也在别种产生和征用的历史中被累积性地产生和征用。在这种带有历史、社会积淀的文本空间——一个常被占用的能标示读者历史、意识形态位置的空间——诸多文化符码聚合一起，交互作用，意识形态的统一和稳定几乎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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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的文学研究与历史主体》中，我并没有把新历史主义划为一种流派、运动、或项目，而是把它当做我们研究领域中新近出现的历史取向。在我看来，那些自认为或被别人认为符合这个取向的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具有异质性，就绝大部分而言，他们不愿对批评实践进行理论化界定。没有明的理论确阐明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其实证主义、形式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遗留，这使破坏了试图将批评范式与更古老的批评范式区别开来的努力。再者——与美国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同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十年产生新历史主义文艺复兴研究成果的美国男性学术团体倾向于既通过将权力关系前景化，又把权力关系局限于目前正在研究的英国文艺复兴的过去时代，来置换和含纳他们自己的批评实践的文化政治。在英国——阶级分界比在美国更加明确地表述出来；激进的政治传统更为强烈；国家在中央集权教育制度和做法上施行的强制性压力一度直观、强烈——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就历时性的现在时呈现不同版本的国家历史的用途存在争论，强调的焦点不一。（参见多利莫尔和希菲尔德合著，论文《文化》及著作《政治莎士比亚》）这些学者关心的是英语作家作品经典融入英国文化，融入造就社会主导阶级意识形态并延续其霸权性的英国教育系统这一过程。文化唯物主义其名、其原则、其批评政治来自稍后的，受格雷马斯启发的雷蒙德·威廉姆斯的作品。在《政治莎士比亚》简略的标题式序言中，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菲尔德提议“一种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介入和文本分析的结合”（ⅶ）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四条原则。其中，他们明确提出的“政治介入”——“与目前一直以来大部分批评都在进行的保守范畴对垒[的]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批评介入”——在他们与之划分界线的美国新历史主义者作品中很明显是缺席的。类似于他们的美国批评项目更像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新历史主义。
在美国新历史主义者的作品中，由于地理、社会、种族、制度和带有性别特质的因素复杂组合，共同作用，产生了本土化、福柯式的理论，它强调历史、文化断裂性，强调文艺复兴激进、令人着迷的他者性。在批评实践中，它复活了它在原则上予以批判的批评传统和价值，在这个程度上说，晚近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在一些受挫的英语教授那里，比与它产生歧义的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计划更受欢迎。这样的回应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新历史主义”被当做最新的学术正典迅速采用，为什么它被易怒的文艺复兴文学研究“阐释团
体”同化和征用——还有，它能解释“新历史主义”被奉为正典后马上就出现的反对和攻击浪潮。当然，已经被确认为新历史主义楷模的批评家现在享有学术成功的物质性和象征性的标志；诸多明确标明新历史主义的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和出版物佐证了它获得的制度上权威和声望。但是，这个“主义”，顺应了对“新”的商业化崇拜，是否不只是，詹明逊所说的后期资本主义学术市场中学术幻想的过眼云烟，尚不清楚。新历史主义尚未从学术场景中退幕，它也没有安静地进入阐释者关于批评方法集子堆放到书架上。“新历史主义”是否标明任何统一的学术性、制度性项目也是不清楚的。各种可辨别的新历史主义实践没有合并成一种系统的、权威的阐释范式，这样一种阐释范式的出现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一个不稳定能指的不同兴趣的汇合：新历史主义被作为激烈辩论、多重拨用和争夺的术语所在建构起来的，这些活动不只发生在文艺复兴研究内部，而且在文学批评的别的区域，在历史和人类学领域，也在文化研究的跨学科领地。
过去的十年间，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越来越关注叙事形式和修辞策略的认知和意识形态重要性，文学理论开始在人文学科及阐释性社会学科中发挥前所未有的学科外影响。例如，在谈到最近的一场历史争论时，林·亨特把这个学科的特征说成“一场已经被讲述过的故事和将要被讲述的故事之间处于进行时态的剑拔弩张。在这个意义上，与其把历史看成具有明确本体地位的方法论，不如把历史看成道德的、政治的实践来得有用。”（《历史》，103页）在人类学中，人种志学者是其研究对象陌生文化的参与者-观察者，这样一种引起歧义的地位，因为人种志话语将焦点集中在文本、意识形态维度，所以又成了问题。（克利福德和马塞斯；马塞斯和费什尔；瓦格纳）但是，应该注意到，此类倾向遭到来自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巨大敌意，其对立表明一系列与反对文学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方向的观点相似的立场。例如，一些继承实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传统的学者有自己的关于文本性与物质性对立的版本；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迫坚持物质性的逻辑和政治优先关注。（福克斯·贵诺维塞）在政治-学术谱系范围的另一端，人文主义传统的卫道士投身于理想主义者和本质主义者反对后结构主义、文本主义、新历史主义式历史编撰的辩论中。（西梅尔法布）
我们这个学科领域里最有趣的著作是那些年轻的学者创作出来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赋予了他们对表征的不稳定性和工具性后结构主义者式的敏感。在他们的博士论文和出版著作中，这些年轻学者正在整合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批评这些被占用的理论话语中的成分。这些作品中的一些表明新历史主义视角和文化政治分析批评完成相容，它还促成文化政治分析批评项目的实现。但是，在我看来，尽管它有时被看成是对自身的文化政治批评项目，纯学术的新历史主义现象不能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批评话语表明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同日而语。对为什么新历史主义曾经是一个占据中心位置且颇受争议的名词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新历史主义方法在差距巨大且不为人知意识形态各方向批评项目中的相对适用性。
学术界、大众媒体和联邦政府中的右派批评家持狭隘的偏见，他们认为新历史主义用它关于种族、阶级、性别的政治信条，连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起组成了一组三位一体的不洁联盟，旨在发掘大作家大作品的永恒、普遍的关注点。（D. 布鲁克斯；切尼，《人文学科》；佩切特；威尔）同时，一些自己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极力批判新历史主义怠于关注历史变化的过程，逃避政治干涉，倾向于将文本分析的对象局限于用主流话语工作的人的作品，从而进一步批
判它对被殖民者、普通大众或女性的被边缘化的被压抑的声音关注不够。（W.科恩；加拉格赫，《马克思主义》；侯尔斯腾；波特，《我们是历史的吗》和《历史》）当一些学者，包括女性和男性，正在研究和教学中将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视角结合起来传造出成果时，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工程以性别划分为敌对性的两派。这种敌对性似乎植根于新历史主义、各种心理分析批评、本质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性别政治及知识性对立，还有学界惯有的职业上、制度上的对立。男性批评家的新历史主义作品因其对女性主义话语或/和女性的抹除、反对、边缘化及征用受到诟病。（布思；P.埃里克森；尼利，《建构》；J.牛顿；沃勒）不管具体的新历史主义者的批评实践是怎样的，我从未在新历史主义、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模式的女性主义之间看出任何理论上、方法论上和政治上的必然的不相容性。确实，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诸多领域，既是女性主义又是新历史主义的作品越来越多。有些人认为新历史主义是参与建构理论上创新、后结构主义问题化的历史研究几种模式中的一种，另外一些人把它与新实用主义者、吹毛求痴的职业人士对声称实践的理论化对立性的文化政治诉求的普遍反对相提并论。一些人把新历史主义对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的关注看成对传统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价值的威胁，另一些人把新历史主义者对逸闻、叙事、“厚描”的偏好看成征用所有文化作为文学批评范畴的帝国主义者式意愿——把世界看成一个可以用形式主义文化诗学来阐释的审美大环境。
新历史主义这个术语跨越的话语空间包括文学教授试图面对或逃避的一些最复杂、最持久、最恼人的问题——关于文学范畴和文学与其他话语关系的本质主义和具体历史视角；文化实践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过程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在历史或唯物主义批评中的后果；意识形态产生、维持、抗争的手段；通过多重主体位置的交互变换而构建、维持、动摇和改变主体性的运作。我并不认为作为可定义的项目的“新历史主义”或自认为或被人认为新历史主义者的作者的著作，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哪怕是暂时性的答案；相反，提及“新历史主义”是为了使这些问题开始起作用，为了带出、搜寻这些问题在出的意识形态图中标示出的具体位置。
我把新近出现的对于文学研究中历史的后结构主义式取向归纳为一个交互式的说法，即对于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的双向关切。文本的历史性指历史具体性，指所有书写形式的社会、物质内容——不只包括批评家的批评文本，而且包括批评文本本身；所以，还指所有阅读形式的历史、社会、物质内容。历史的文本性首先意味着我们无法接触到完整真实的过去，无法接触到未受当时社会文本痕迹调节的物质存在；再次，那些文本痕迹的存续，而不是别的文本痕迹存续下来了，这不应该被认为是仅仅处于偶然性，而是至少部分地归结于一个选择性保存和删除的微妙过程——与产生传统人文学科相似的过程。第二，物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获胜的痕迹本身，在它们被人文学者拿来当作“文献”作为自己描述性或阐释性文本的依据时，也会受到相应的调节。海登·怀特和其他学者曾给我们强调指出，这些文本性历史和民族志，必然地尽管不是对等地，通过它们自身的叙事、修辞方式，组成了过去的异己的行动及其意义——即“历史”或“文化”——通过这些文本痕迹接触到的东西。
在《新批评之后》中，林特理查把“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理论反历史的冲动”同单语的、目的论的历史理论联系起来（ⅹⅲ-ⅹⅳ）——这后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在总体上可以毫无例外地看成是基于本质主义、形而上学理论基石的。我认为这些历史理论不仅囊括基督教式借喻的、末世论的历史符码，而且包括经典黑
格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大叙事。后面这一种被詹姆逊概括为“历史在最广泛意义上被认为是人类诸多社会形态生产、延续、命运的模式序列”；他认为这是 阐释活动“不可逾越的视界”，它假定“表面对立、不相容的批评实践，在自身内部获得无可辩驳的区域性合法性，既取消它们，又同时保存它们。”（《政治无意识》75,10页）（或许我们现在得加上一句，作为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所表现的历史的平庸的终结曲，最近流行的理论，因为集权化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的破产，大写单数的历史已经终结——其终结比马克思所设定的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拥护自由民主和消费者资本主义的道路来得更快。）对马克思式宏大叙事最激烈的理论挑战来自马克思传统内部，来自对欧内斯托·拉克罗和西安塔尔·墨菲的新马克思式分析。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辩论性的导言中，他们写道
不存在哪一种话语，哪一种范畴系统可以让“真实”不受调节地发出声音。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进行结构式操作时，我们并不声称书写“普遍历史”，并不是要把我们的话语刻画成知识的单一、线性过程中的一刻。规范性方法论时代已趋终结，大统一的话语时代也已经终结。（3页） 同样，“对抗争各方断裂处存在权威性节点，其交汇处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区域持反对意见，相反，对社会多元性、不确定性持接受态度，这两种观点是可能建构新的政治想象的基石。”（152页）同理，与非历史化的形式主义与集权化的历史可怕联姻相对立，林特理查反对“以异质、矛盾、断裂和差异为特征”的“历史”的多重性。（《新历史主义》，ⅹⅳ）在我看来，可以称作后结构主义历史批评的诸多模式——包括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改良主义模式，后-模式，马克思主义模式——都有从大写单数历史转向小写复数历史的特点。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的交汇处就是新历史主义典范作品中的汇合性特征，它融合了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文本主义或比喻性的兴趣和分析技巧。（刘，《权利》；韦恩，《新历史主义》）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中融合有时被指责为——有时仅仅是——根本上反对唯物主义、重新恢复形式主义遗产性质的方法的症状。它也显示出一种潜力，要建立真正唯物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形式主义——这是关于詹姆逊所说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析，它与对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历史分析密不可分。“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形式”；“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如果这种交互式程式在今天已经成为时髦——当解构觉醒，指涉性备受争议，比喻如此明显——也许因为它从话语内部生发出一个话语和物质领域内互相塑形的模式。摒弃“话语和非话语实践之间的区别”， 拉克罗和墨菲声称“每一个物体都是话语的目标物，因为话语性生成条件之外没有别无一物” 。 他们还急忙加上一句“每个物体都是话语的目标物这一事实与是否存在一个想象之外的世界，或者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对立毫无关系”；与话语纯粹是头脑思维这一假设相反，他们支持“每一个话语结构的物质性特点”。（109,110页）这对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也许可以在文本主义-唯物主义批评实践新模式中克服形式主义-历史主义的对立：
打破话语性-话语性外这个二元对立的主要后果是抛弃了想象/现实的对立，大大扩充了那些可以概述为社会关系的范畴之研究领域。同义词、转喻和隐喻不是思想的形式，不能为社会关系的原始的、构成的精确性添加一层意义；相反，它们是构成社会的原始状貌的一个部分。（110页）
修辞方法物质性地构成社会和历史，从赞同这一看法的视角来看待希利斯·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