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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

影响因素分析

文献综述

一、引 言

家庭金融资产由四部分组成:银行储蓄、有价证券、手存现金、其他(含借出款、储蓄性保险、存入互助金等)。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寡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客观尺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对金融资产的内在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也从未停止脚步,居民可以通过各种投资工具实现财富增值,家庭的金融投资行为也日趋复杂,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和多样性程度都得到发展。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股市大幅度震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使居民的财富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研究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选择行为对于引导家庭进行合理的金融资产投资、营造理性的投资氛围有重要意义,也在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

(一)西方消费一储蓄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文中提出了消费和储蓄函数,标志着储蓄理论的真正形成。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居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当期可支配收入,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在0与1之间,且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递增。

杜森贝利(J.S.Duesnderry)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

认为,消费者会根据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来决定消费,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而非绝对收入水平,消费同时依赖于现行收入水平和过去曾达到的收入水平。

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创立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time Cycle Hypothesis),认为理性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消费将取决于人们一生的收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否定“现期收入”的概念出发,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他认为,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多少并不由即期收入决定,而是由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短期内的可支配收入会经常发生变动,但人们的消费却不会随着短期收入的波动而变动,所以消费和短期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基于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考虑,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资金投资于更多的资产,在投资者能够接受的风险和收益范围内,找到最合适的资产组合的投资方法。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正式形成是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均值-方差理论奠定基础的,之后,学者们在理论前提的设定和简化计算方面做出了很多改进,资产组合理论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其中以夏普(Sharpe)、林特纳(Lintner)和莫辛(Mossin)等人发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罗斯等提出的套利定价理论最为著名。

马科维茨提出的均值-方差理论研究表明组合投资方式能够分散风险,但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看,证券组合的选择需要进行很多复杂的计算。夏普、林特纳和莫辛等学者以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理论为基础,将有效市场理论(EMH)和均值-方差理论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了市场微观主体的共同行动将导致怎样的市场状态,先后得出了有关资本市场均衡时证券价格形成的相同结论,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即著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罗斯(Ross)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PT),认为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由于套利活动本身会改变标的资产的价格,最终导致套利机会的消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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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面临的只有较高的收益与较大的风险相匹配的投资局面。该理论认为资产的收益是多个要素的线性函数。套利定价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不以市场证券组合为限,并且在收益生成过程中可以考虑任何因素,因此其最大的特征是比较直观和容易解释。

(三)金融中介理论

关于金融中介的定义,国外学者有很多相似的界定。根据Gurley & Shaw(1956,1960)、 Benston George(1976)以及Fama (1980)的理论,金融中介是指能够对金融契约和证券进行转化的机构,包括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John Chant(1990)认为金融中介的本质是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最终借款人和最终贷款人并不直接交易,而是由第三方作为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之一参与其中,先从最终贷款人手中借钱,再将所得的款项发放给最终借款人。Freixas & Rochet(1997)则认为金融中介是专门从事证券买卖活动和金融合同交易的经济部门。从实际形态来划分,金融中介主要包括银行类中介(如商业银行、储蓄性金融机构等)、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中介(包括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共同基金、财务公司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的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家们研究认为,金融中介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专业优势,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借贷双方直接交易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九十年代以来,金融中介理论已经突破了风险、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传统因素的约束,开始更强调投资者的参与成本、价值增加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影响,金融中介理论已经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消极观点转化为“为最终贷款人和最终借款人提供价值增值”的积极观点。

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金融中介的功能更加体现于为客户提供财富增值。Scholtens & Wensveen(200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仍然是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但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动力则更多的来源于风险的存在。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中介不仅仅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中间第三方,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参与主体,它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为客户实现财富增值。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只是手段,而为客户增加资产价值才是金融中介的真正目标。总之,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的目的是为客户实现价值增值,通过收取服务费来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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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家庭收入

一般来说,家庭收入减少时,家庭支付能力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就较小;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家庭支付能力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很多学者在资产选择模型中引入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变化和劳动供给弹性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广度和深度。一般用持有金融资产的家庭比例来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广度,而用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其深度。

Merton(1971)引入工资收入发现,理性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将其工资资本化,将工资总额作为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组合的补充,他们往往会将其资产组合的总资产保持与其没有工资收入时一样。Uhler、Cragg(1971)利用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抽样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发现财富、年龄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而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Cocco、Gomes and Maenhout(2001)描述了Merton的最优规则,并通过允许未来工资收入变动而将其一般化,工资引入简单模型将导致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风险资产更多,也会使得他们在老年时更迅速地减少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数量。从理论上讲,工资不确定性的存在对资产选择会产生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当投资者面对较大工资收入风险时,持有股票的比例较小,但这一影响效应很小,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资收入对最优资产选择起重要的决定作用,但工资收入风险所起的作用要小。

李建军和田光宁(2001)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呈现规律性变动,当收入增长较快时,居民偏好储蓄性金融资产,不愿多持有流动性强的现金资产;当收入增长较慢甚至下降时,居民偏好流动性强、收益高的证券资产,以及能够在未来带来较高收益的保险资产。

王聪、张海云(2010)在对比了美国SCF的数据后,认为参与股票等风险性资产投资的家庭比例会随着家庭收入上升、财富总量增加而逐渐增多,也就是说,越富有的家庭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越高,产生出很强的理财需求,要求金融资产科学配置,实现保值增值,也能承担一定的风险,风险性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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