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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外交“落差”与战略创新
作者：陈向阳
来源：《对外传播》2013年第07期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新阶段”，美国独霸与西方主导的“后冷战时代”结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社会信息化叠加演进，中国持续快速崛起引发中外复杂互动与内外紧密联动，机遇期同时也是风险期。 一、“战略机遇期”稳中有变
首先，与十年前相比，机遇期的“内涵”与性质有变，中国的主观因素与能动性增强。其一，中国自身相对实力地位的大幅提升成为机遇期新变化的根源与“第一推动力”，新机遇与新挑战多与中国GDP总量乃至综合国力“世界第二”的特殊地位、特殊阶段有关。“入世”之初中国GDP总量仅为世界第六，中国的份量、块头与潜力尚未引起各方戒备。但历经十年高增长，中国现已后来居上，不仅GDP“坐二”，而且综合实力“望一”。树大招风，中国“世界第二”的国际处境更加醒目、敏感、微妙，极易招致各方围堵尤其是“世界第一”的猜忌压制。其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稳步走强，中国自身的作为已成影响机遇期的关键。以往挑战主要来自中国自身实力偏弱，今后挑战则更多地是由中国自身实力增强与地位上升所引发。以往机遇更多的是偶然出现与被动接受，今后机遇则更多的是靠中国自己主动经营与自觉塑造。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机遇期“新阶段”，中国既有更大的主动权，也有更重的担子。
其次，与十年前相比，机遇期的“条件”有变，促成中国机遇期的既有三大外部利好因素多已不复存在。一是外部经济环境由松变紧。2001年底“入世”有利于中国打开全球市场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凭借人口红利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力拓出口导向经济，实现了外贸、外资、外储与GDP的持续高增长。但自2008年9月西方发达经济体接连陷入金融与债务危机之后，全球供求与产需失衡结构经历“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由进口与消费驱动转向出口与投资驱动，对中国的出口及引资构成严重冲击，中国既有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被迫转向扩内需。二是战略安全环境由缓变急。美国在“9·11”后“反恐压倒一切”，战略上由遏制崛起大国转向全力反恐，中美战略关系趋缓。但近年来美国优先任务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地缘重点从“大中东”转向亚太，战略上总体收缩、突出重点、聚焦亚太，中国的战略压力增大。三是周边环境由稳变乱。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顾全周边大局，赢得周边国家普遍好感，“以经促政”经营周边顺风顺水、成效突出。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相对实力显著增强与加快拓展周边权益，引发邻国不安不满与联美反制，致使周边形势转趋严峻险恶。 简言之，机遇期的“新阶段”同时也是风险期，机遇与挑战不仅并存，而且相互交织与转化，国际战略环境的不确定与不稳定性尤为突出。 二、中国外交存在五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