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长征干部李沛群的传奇人生更新完毕开始阅读be3d7a2658f5f61fb63666bc
一切工作。80年代初离休后，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仍坚持写党史回忆录及在家中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搞工人运动史、党史研究、军史研究人员，直至1991年6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广州。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好党员，国家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在生活上极其朴素。他的内衣裤都是补了又补的。记得有一次我曾对他说：“这么烂的内衣再补也不行了。”他便对我说：“周恩来总理的那条洗面毛巾，也是补过的，你们好好学习总理的艰苦朴素精神才好啊！”所以，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里的人，侄儿们的衣着都是很朴素的。
几十年的地下工作经历养成了他守口如瓶的习惯，所以我所了解的只能是一些表面的现象。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我怀着无限思念追忆已经作古的兄长。
2004年4月写于广州
我的父亲1926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到
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他于1991年6月去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始终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他一生坎坷，却始终凭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凭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人对事。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他克已奉公廉洁自律，一生淡薄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着我党地下上作者默默奉献的精神。工作上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服从组织分配：生活上他艰苫朴素两袖清风，从不讲求生活享受，对待同志和家人和蔼可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记得在“文革”期间，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地受到冲击，我父亲也一样挨批斗、入牛栏、强迫劳动，接受群众审查。1970年底恢复工作时只安排他担任省一机局招待所负责人，但他毫无怨言只是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做好。 在“文革”后期社会动荡，“走后门”风气甚浓，许多重新执掌权力的人都在忙着利用关系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好工作和出路。适逢我中学毕业，很想也像其他干部子女那样去参军、上大学或是找份好的工作。可是父亲并没有为我所动，而是让我听从组织的安排。结果我和学校部分同学一起被国家分配到一所工厂里当学徒工。
父亲时常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
在对待名利的问题上，他总是让我们多想想牺牲的先烈们。自从我上小学读书那年起，每逢到了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父亲总要带上我到广州红花岗革命烈士陵园凭吊无名烈士墓及参加由“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幸存者为纪念广州起义周年的座谈会，有意识地让我广泛地接触更多的工农群众及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让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
经过学校的教育及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使我深深地懂得：我们的鲜红旗帜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成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正是这种信念指引我戴上红领巾、参加共青团直至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我的父亲平时言语不多，更没有刻意地在我们面前谈论他的经历（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养成了他守口如瓶的习惯）。可是在其离休后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住院期间，接待全国各地前来采访的党史研究工作人员时却是知无不言滔滔不绝，越讲越兴奋。常常是客人走了以后他才感觉疲倦。
我的父亲年轻时为了党的事业四处奔波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受尽风霜雨雪，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党，就连个人的婚姻大事也都搁置在一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才与已相识十多年的我母亲结婚
（父亲当时已42岁）。他老年时落得一身病痛，但仍本着对历史尊重，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孜孜不倦地一心扑在了党史研究和党史征集的工作中，前来征集资料的同志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重庆、桂林、梧州，北至黑龙江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南至广西南宁东亚研究所，本省除省市党史办的同志外，还有汕头、江门、湛江、韶关等地区，三水、博罗、大埔、饶平等地的同志。内容涉及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的资料，有地方史、军史还有曾经与他共事过的人员的历史证明材料。就在80年代初期，父亲带病参加广东省委党史两委在三水举行的工作会议时，因劳累过度被送进医院抢救。尽管父亲晚年体弱多病，还是尽力把能够回忆的史料记起来，并常常亲自执笔撰写、核实和修改。父亲对待党史工作的严谨态度和满腔热情受到了各地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这就是我的父亲：善良、豁达、信念坚强。
2004年11月于广州
1932年，因我父亲在新加坡打理的米行倒闭，我们在海外的一家人旋即乘船返回故乡——澄海县樟林乡。 回国后，亲属介绍我到樟林的“种玉小学”教书。期间，我改编了一首旧歌吊唁同事去世的母亲，被当局怀疑是“赤色分子”。为避搜捕，我又逃难往香港投靠亲友。 1934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