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商鞅——作法自毙的枭雄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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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在于国家的经济有多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公民自身,我们的公民是否很强大。这话真是讲的非常好。

商鞅的这样一种剥夺个人资产、剥夺个人资本造成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然后让人民道德普遍滑坡,道德上变得很下流。你看他讲的那些话:“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则王。”(《去强》)他就要这么折腾你,让贫的人富起来,让富的人穷下去,然后这个人富起来怎么样?再让他贫下去,就要反复折腾。为什么你知道吗?反复折腾的结果,就让你没有安全感。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没有安全感,他就没有一个定性,就没有固定的品德,就没有恒心。你没有安全感,就老要找一个外在的强权,你去依附他。没有安全感怎么办?那就有依附感。所以有人研究过狗为什么那么忠诚?是因为狗是最没有安全感的动物,所以它特别忠诚。

除了有形的资产之外,无形的资产,他也要把你去除。比如他在《算地》这篇文章里讲到有这么一些人,比如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每个人都有他的资本,你有钱是资本,那我有无形的资本啊。谈说之士,他的资本就是口。那我今天来给大家作讲座,我的资本就是这张嘴巴。那我有这个资本,比如说你国家不给我发工资也没问题,我到处讲演也能挣点钱。那商鞅说:行。我就把你嘴封起来。“处士之资在于意”,有些思想家,他的资本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有思想,也要控制他的思想。“勇士资在于气”,他很勇敢,他有勇气。好,也得把他勇气消灭掉。“技艺之士资在于手”,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学一门手艺行吧?学补皮鞋,在大街上整天给人补皮鞋,我也能活,我不要从你的体制里拿钱。你有手艺吗?好的,把你的手砍掉。你所有的你个人所能依附的全部给你破坏掉,然后你想活,你只有一个渠道,从他体制里面去拿那一份他给你的。所以剥夺个人的资本,不光是有形的物质资本,也包括你所有的赖以生存的技能、思想、学问等等,全部给你剥夺得一干二净。你想活着吗?去吧,到那儿登记去。然后让他给你分配几亩地,你去种去吧!打仗的时候你打仗去吧!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辱民、贫民、弱民。侮辱人民,让人民贫穷,削弱人民。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有些话,实际上这个跟前面的内容有些交叉的地方,但我专门列出来,是因为他有些话讲的,你看:“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弱民》)我刚才讲了,他主要是要把体制的地位抬高,让人民在体制之外无所依存。所以让你耻辱,让你没

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体面,然后你就怎样呢?把国家的爵位看得很重了。你本来什么都没有,你是一个毫无体面的人,你是一个活得没有任何尊严的人,你要想有尊严怎么办?好办啊,到前线去呀,砍几个人头过来。给你一个爵位:五十石、一百石。现在我有身份了,你不要瞧不起我,我现在是有一百石的官了。但是先要把你弄到没有体面、没有尊严、没有名声,让你觉得实在没有办法活下去了,然后你就走到他那条路上。所以这叫“辱则贵爵”、“弱则尊官”。什么都没有,你一点能力都没有,只好靠官来保护你。所以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清官意识啊?我们一直在搞清官意识。

我记得在九十年代初,92、93年的时候,电视里天天放《包青天》,那就是清官时代。后来发现清官实在找不到几个了,没办法,那就看有没有皇上好的,就是《康熙大帝》、《乾隆王朝》了。我说皇上再靠不住怎么办呢?我说会出现神仙了,我们等着吧!我看神仙现在大致差不多也出现了。我们就没有想到建立一种制度来保护自己。商鞅倒想到了,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的。然后“贫则重赏”,你不是穷得没办法吗?给你一点奖金,你就很高兴啊。我几年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发奖金的艺术”,写这样的文章的人都是心地不大善良的人。所以我一再讲:一个作家也好,一个学者也好,一定要让自己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一定要站在人民的一边。站在老板的一边,帮他出主意,这是很下流的人干的事情。

商鞅讲是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贫则重赏”。你一个单位平时一个月的工资就是一万元钱,年终的时候给你发一万无钱的奖金,你没有什么感觉的。如果你平时一个月也就一千钱,年终突然给你发一万元钱奖金,你是什么感觉?不一样了吧?同是一万元钱,感觉不一样。商鞅这个家伙真是阴险,他很懂心理学。他平时把你搞得很穷,给你发一百元钱,然后年终给你一千元钱,你激动得不得了,这就叫作“贫则重赏”。然后你天天想着国家的爵位,天天想着讨好那些做官的,天天想着把国家的奖赏拿到手,你的心思是不是全在他那儿了?你的思想是不是被他控制了?很厉害啊。商鞅是绝顶聪明的人,可惜的,他又是太坏的人。一个人特别聪明如果又特别坏,那就很糟糕了。

“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农民如果有余粮,他可能就一年不好好地干活了。那怎么办呢?让他没有余粮,让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是让你没有安全感,然后就让你像蚂蚁一样,拼命地劳动。我们的寓言故事里面,把蚂蚁看成很正面的形象。到秋天了,蚂蚁开始忙了,往洞穴里面搬粮食,然后知了在那儿唱歌,蚂蚁说你别唱了,你搬粮食吧。知了不听,冬天来了,蚂蚁丰衣足食,知了饿死了。从这个角度讲,也对。我们

平时应该努力一点,应该勤奋一点,应该有点储备。但是蚂蚁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太低层次了一点,一年到头就忙这点吃的,这至少不是人的生活啊,人除了物质还应该有精神啊,人应该是蚂蚁的生活和知了的生活的结合,除了搬运粮食之外还要唱歌。可是商鞅说,我就让你吃了上顿没下顿,让你天天搬动粮食都来不及,你唱歌。你别说,商鞅在文章里还专门讲到过,有一些演出的艺人,在商鞅那个时代,已经有艺人了,有时候到乡里面唱唱歌,然后老百姓给他一点东西。他说:这些人绝不允许他们到农村里面去,到农村去了,农民一看唱歌也能挣钱,他就不劳动了。

除了这个之外,商鞅还提出了一种,无论是从政治伦理,还是法律伦理,还是法律的角度,都是非常荒谬的观点:“重刑轻赏”。“重刑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去强》)我们知道儒家的观点是“轻刑重赏”,这是人儒家的基本观点。在《尚书》里面就明确讲到了“疑罪从轻,疑赏从重”,就是对这个人他的罪行,到底该判五年还是该判三年,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判三年,叫“疑罪从轻”。那么“疑赏从重”,是赏他一百元还是一千元呢?那就赏一千元吧,这是儒家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思想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对儒家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他确实有很多人道的地方,跟法家一比,你就知道他确实是太好了。好坏是对比看看的嘛,没有绝对的好坏。但商鞅可是正相反,“重刑轻赏”。他还讲“刑重而必得”,刑一定要重。“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所以我刚才讲了,我说 在商鞅的观念里面,最好的政治就是刑律啊,最有效啊 。实际上商鞅的这种观念里面,我们再看下面,他还有话:“重刑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这话我先翻译一下然后你看看,能不能理解他的逻辑。这个商鞅的思维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说对老百姓惩罚得重一点,赏得轻一点,这正好可以表现君王是热爱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愿意为君王去死的;反过来,如果你对老百姓赏得很多,惩罚得轻一点。那正好说明你这个国君是不热爱老百姓的,老百姓也不愿意为你去死。你能理解这样的理论吗?除非你是个受虐狂。我收拾你越厉害,你越喜欢我,那受虐狂才有这样的心理。商鞅就这么写的。所以法家思想真的是把人分成两类:专制君主就是施虐狂,老百姓就是受虐狂,全社会就是由这两种病态的人组成的。你除非从这个角度理解,否则无法理解他的话。你给我赏多一点,给我的罚轻一点,我反而不喜欢你了;你把我处罚得重一点,给我的赏特别少,我反而喜欢你。你说我有没有病啊?但这是商鞅说的话啊。所以你读《商君书》有的时候想不通,你要从病态心理学的角度去读。专制的思想真的是病态,然后他把

全社会都变得很病态。

商鞅的这个理论,即使从法律的角度讲,也是讲不通的,因为法律它有个平衡的问题,有个量刑的轻重,它一定要根据罪行的轻重来量刑。所以韩非在这一点上比他要好一点,韩非在他的文章叫《难二》里面讲到:“刑当无多,不当无少。”这话讲的纯粹从法律的角度讲,韩非讲的是对的。你给一个人的惩罚如果是恰当的,和他所犯的罪行是对等的,那就无所谓轻重。那有的人杀人了,我们就判他死刑。判死刑重不重啊?对他来说不重。但是有的人就因为偷了东西,你判他死刑,那怎样?重了。所以韩非讲“刑当无多”,只要是恰当的,就不多也不少;如果不当,你再轻也不行。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吐了一口痰,你把他逮起来,投入监狱,判了一年。然后你说没判他死刑,很轻的。那不行,这不当。吐口痰最多罚他五十。你判他一年,已经很重了。这一点韩非就比商鞅好。

实际上商鞅的这个理论,我在读《汉书》时,看到有一个例子:《苏武传》。苏武出使匈奴,苏武手下人个副使叫张胜,和匈奴的一些人,偷偷密谋,想把单于手下的一个大臣叫卫律的杀掉。后来这个事情败露了,苏武也受牵连,就被他们逮起来审讯,苏武坚决不屈。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里面对于苏武等人的量刑,当时有个争论,卫律对单于说:这些人,他们竟然想谋杀单于的大臣,应该把他们全部斩首。但是单于手下有另外一个人,叫左伊秩訾的人,这是个匈奴人,他说不能够斩首。这些人是谋杀单于的大臣,而且是谋杀未遂,如果你把他斩首,那么如果下一次有人说:我干脆了,我也不杀他的大臣了,我就直接把单于给杀了,你怎么再加重惩罚呢?所以左伊秩訾说:这样的人只要他愿意投降,就可以赦免他。

左伊秩訾在提出对苏武等人量刑建议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原则,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痛恨一种现象,我们加重刑罚就可以了,因为这样会造成整个法律秩序的混乱。假如我偷一个东西你就判我死刑,那我不偷了,那我干脆抢了。抢也不过是死刑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假如我轻微地伤害了你,你就判我死刑,那干脆就把你杀了。所以法律如果这样判,如果没有差距的话,那你就逼着犯罪的人都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犯最严重的罪行,对他来说是最有效益的罪行。所以,商鞅在这里讲的,一味地强调重刑,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也会破坏法律的秩序。

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商鞅的很多思想,和与他同时代的春秋和战国时候的其他一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