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六 文章关于052C舰载相控阵雷达背后的故事更新完毕开始阅读baf5b2b701f69e31423294bd
介于这次评审并非是“10院士”一致通过某方案， 同时又迫于HH-9导弹的压力。军方（海装）被迫答应双方对方案再行论证。等以后得到共识后，再确定哪个所来研发雷达。
看起来，14所和23所是打平，实际上是14所被打退了。理由是原来香山会议后，已经定下来是14所研发雷达了。现在却又要暂缓而定。评审会后，我们与赵登平，辛民等海装的同志一起交流时他们说：航天部及23所也太流氓了，怎么可以将HH-9的指标要求一下变这么多， 而且之前也没发文正式通知过。
没办法，停了就是停了。回到所里，有人对我说“115”成“要要无”了，看来要干不下去了。我知道说这样话的同事是出于无奈（当然，也有人是出于嫉妒）。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因为我为了这个项目是付出了很多。除了日以继夜的计算/论证/攻关外， 我太太出国留学我都没去机场送行， 我女儿3月份脚被自行车压到骨裂，为了这一项目，我就让女儿躺在床上（躺了近半年），分不出身来照顾。最可恨的是我曾经尊敬的陈芳允，毛二可等老师， 关键时刻也会世故。 我曾经认为，作为一名科学家，就应尊重科学，不为世故所动（现在想想，真是可笑，在中国，你不世故，你能混得好吗？）。
我想到了出国。事实上， 早在85，86年，我太太就怂恿我出国。但我总想着自己是文革后的首批正规大学生，应该为国家干点什么。当时的想法就是争取早日建造一部自己设计的雷达。后来我们有了女儿，我太太说，你这么好的条件不出国，那我就先出国看看，好的话，我将女儿带去外国读书。我说行，女儿要读书，就去美国上最好的名校，其他地方不去。否则还不如在国内读清华。于是我太太就独自出国留学了。
五．艰苦奋争
面对目前这种出乎我意料的情况，我的想法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将这个项目争下去，并把它争取到14所来。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要想真正实现舰载相控阵雷达，国内只有14所。如果把它让给航天部23所，我敢说，至少20年内，这部雷达是不可能被研制出来的。甚至是这辈子我都看不到它会被装到舰上。
从建国以来，14所就积累了一大批相控阵雷达的专才，她是国内唯一真正造出两部相控阵雷达的研究所（指当时，1993年）。而航天部早在60年代初，就说要研发相控阵雷达， 多少年来，也拿了国家不少经费，但总是不了了之。为什么他们做不了而14所就行，关键在于14所有一个前赴后继的相控阵总体团队，例如，前辈有张直中，张光义，华海根，王德纯，贲德，包养浩，孙宪章，王军，须国雄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相控阵雷达系统设计师；82年后，又有我们一辈年轻的拼命三郎在快步地接班。只要把舰载相控阵雷达争取到我们所，就必定能造出来。一部大型相控阵雷达绝不是一两个人就能造出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强大且庞大的专家团队支撑着，参谋着，群策群力才能保证其最终成功。14所是国内唯一具备这一团队的研究所。而航天部23所，从这次方案论证就可知，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专家团队。
正是这种对国家负责之心支持着我（我是个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让我暂时放弃出国的想法，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项目的争取之中。
93年的7月，8月，南京热得像个火炉。14所先是上半天班，到了7月底，8月初，大约有两周时间是全天不上班。而我则是从早到晚泡在计算机房研究，计算和仿真S-波段相控阵雷达的低角跟踪性能，并找到提高其性能的方法。同时也与南京航天大学的合作，请他们协助一起仿真HH-9导弹的各种角度的反射截面积。我们不能相信航天部23所的信口开河！
机房里有空调，机房外高温超过36度。一进一出，人就极易感冒。我吃着感冒药，一个人坚持在机房里奋斗，而家里，我女儿因骨裂躺在床上，由我岳父母照顾着（我至今都对女儿有愧疚，她都哈佛博士毕业了，但每每我看到她脚上的那个疤，我就会心痛）。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个月里，我找到了一些利用有源阵列的特性提高雷达的低角跟踪性能的方法（文章后来在《现代雷达》杂志上发表了）；同时我又去南京理工大学找雷达理论专家（如刘国岁教授）和博士生们一起探讨了解决途径，他们后来也发表了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同时南航的专家们也帮我们仿真出了HH-9导弹的各种角度的反射截面积。可以看出航天部二院23所给出的反射截面积数据是有问题的。最明显的
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的导弹尾部的反射截面积要比导弹头的反射截面积还小。
9月，华总（华海根），王军和我一起去了上海的航天部8院（导弹总体）请教导弹的制导模式等各种问题。华总曾与该所的专家们一起做过打靶试验，和该所领导关系很好。我们以学生的态度向他们请教了很多导弹的问题。远程导弹打击目标分被动制导和主动制导两阶段。被动制导段是导弹发射后，由雷达跟踪，并发送校正指令来引导导弹飞向打击目标，主动制导段是导弹接近目标后，打开主动寻的功能，自动寻的并把目标击中。我们调研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导弹可以主动制导的距离多长？导弹上应答天线的功率和灵敏度是多大？以及导弹发射段的轨道是什么样的？导弹上应答天线的信号接收方向，被动制导末端导弹与目标的指示精度要求，以及导弹头部，尾部，和侧部各个方向的反射截面积的实际数据等等。
由于大家都是熟人，又都是搞技术的。没什么圈圈框框。大家交流得非常融洽。最终我们把导弹与雷达的关系算是摸清楚了。也有了一些如何回击航天部二院刁难的对策。
从上海回来后， 我们着手方案的调整。主要集中在雷达能量的重新分配。一方面。我们利用多功能相控阵的资源分配的灵活性（前提是总资源要够）对能量做了优化处理。在保证规定的多目标跟踪精度以及要求的搜索覆盖距离的前提下，同时又兼顾到工作模式的尽量简单。将优化出来的能量用于保证HH-9导弹被动制导阶段的精度。经过调整，即便按所谓的HH-9导弹尾部的反射截面积会比导弹头的反射截面积还小这种苛刻条件，也能保证整个HH-9导弹被动制导阶段的要求精度。另一方面（11月份）， 我们也将我们对HH-9导弹的计算机仿真的结果，上报给了海军装备部。同时还写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上报给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指出航天部二院所给出的HH-9导弹新指标的各种不合理之处（这次我们是下功夫计算，仿真，并调研核实过的）。再次强调了舰载相控阵必须采用S-波段。
1994年3月，海军装备部组织了14所和航二院在一起讨论导弹反射截面积问题。包养浩副所长，陈树铮副部长（14所地面雷达部），王军，倪晋麟和我一起参加了讨论会。 会上，我们要求将HH-9反射截面积计算的公式和系数一起摆到桌面上讨论。航二院的具体负责计算的年轻工程师展示了公式和系数。由于我和倪晋麟博士已经预先做了大量的功课，对这些公式和系数可谓
是清清楚楚。因此当二院工程师给出仿真模型时，我指出：为什么你要用这个模型？导弹的尾部是对着我们的，形状只要有一点点变，或者说，只要在尾部的里边上镗一刀，反射截面积对我方制导雷达而言，就会明显增加；而对敌方而言，反射截面积还是那么小。我的这个提议，当时得到那位工程师的赞同，并说没想到你对导弹反射截面积的理解是这么专业。大家都年轻的技术骨干，本来就该实事求是的。但是可惜我们分别站在两个阵营。只能暗中默认。同时，小倪也就系数选取做出引经论据的分析，指出航二院的这种系数选取是有意刁难，与实际情况不附。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不要一说经过计算机仿真就科学了，如果你的模型有问题，计算机仿真的结果就是一堆垃圾。”。面对这种局面，航二院的院长陈定昌耍起“流氓”，他说，HH-9是我们做的，什么形状， 什么系数是我们说了算。雷达设计就要跟着HH-9走。一下封住了14所和海装的口。好在我们已经有了最坏的打算，既然航二院不讲理，那么我们就用去年（93年）11月的能量优化方案来满足海装的指标要求。
这一次，海装的赵登平和辛民对我们说：“看，二院的头就是这么“流氓”，下面还有几个问题要交锋。你们的方案最好在你们电子部内部再做认真评审，并请你们电子部的专家出出主意，以抗击航二院的刁难。否则一旦给他们抓住把柄，14所的S-波段就泡汤了。”
于是，五月初，电子部雷达局对我们的方案进行了内部评审。包所长，王军介绍了调整雷达资源分配的方案，我介绍了提高低角跟踪性能的方案。王小谟院士等雷达专家给我们出了很多好的主意。我记得最清楚是：对于低角跟踪， 张履谦院士（20所所长）对我们说，不要随便说已经有了什么好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还没经过实际验证。本来C-波段的低角跟踪也不比S-波段好多少。抓住S-波段的阵面高度和有源阵的波束可变性就把23所的口给堵住了。
五月底，我太太回国了。她是完成了澳洲的学业后，为了女儿要读美国名校，立即移民到了加拿大。这次回来是看看女儿，同时也听听我的决定。我和她大致讲了目前舰载相控阵雷达项目的争取现状。她说中国的事情本来就是没道理的，你尽力争取，我不反对，否则你会不甘心和不安心。只是不要耽误了女儿的前程。我答应说，不管结果如何，女儿上完三年级一定让她出国。太太回国了10天，就去了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