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中国基督教通史编撰述评更新完毕开始阅读b2c85b42f5335a8103d2200e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陆因受“左”的影响，宗教活动及学术研究均未能正常开展，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亦同样如此。但此时期，中国台湾和香港则各出 版了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性著作。1968年，台湾基督教学者杨森富出版了《中国基督教 史》[12]。全书共18章，4个附录，叙述了唐代至196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历史。作者自序中称：“本书与王治心先生前所撰《中国基督教史纲》有一共通点，即合编新旧二派 基督教的历史于一书；所异于王著的最大地方，并不在乎史料之补充与更正，而是史学观点的不同。前者以基督教的观点立论，而本书则纯以客观的史学观点立论，这一点也是笔者差堪自慰处。换一句话说，前者系纯为中国基督徒而编写的，而后者却是为广大读者而编写的。”本书较之王治心的著作增加了东正教、边疆地区与台湾地区、海外地区的教会历史，以及中华圣经翻译史。正文中及书末的大量表格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统计资料。加之作者“在国学上有良好的造诣，又精通日文，所以能够吸取日文方面相关的基督教史的著作精华，并将之编写于书中，使他的书在内容上超越了王书”[13]。该书的不足之处是，民国基督教的篇幅较少；引资料注释较少，且不详细；编排不合理，如“太平天国与基督教之关系”(第10章)排在“基督教新教之传入及其主要的各教派”( 第11章)之前。本书所论基督教含新教和天主教。该书立场仍然是肯定基督教的积极作用。
《十字架与莲花》[13](The Cross and the Lotus)，香港圣公会李兆强牧师著，1971 年由香港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为中国人首本以英文撰写的中国基督教通史。全书八章，起自景教，止于新教入华后之发展；篇幅不大，只有125页。本书宗旨在于期望中国教会走向本色化，同时希望传统中国文化在世界教会及文化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14]。由于作者是牧师，该著具有护教色彩是难免的。
此外，1965年香港出版了周亿孚著的《基督教与中国》。该书没有采用通史体例，而是先比较儒、墨、道、释各家思想的异同，次论述基督教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 响，最后才分专题介绍中国基督教的几个发展阶段。1971年，台湾释译出版了穆启德(Joseph Motte)编著的《中国天主教史》[15]，时间断限为唐朝景教至1960年代。该书为通俗性读物，没有注引文出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督教史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大陆学者从单纯研究反洋教运动发展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基督教的各个方面，并 对之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1981年，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16]在上海出 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著作。全书35万字， 分为15章，所记历史，以1540年葡萄牙国王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活 动为开端，结束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论述了传教士参与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外交 和文化教育活动的情况，重点分析了几大教案、教会教育和医疗慈善事业等。1991年12 月第2版增补了《圣经》的翻译和传播、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两章。2004年该书以新的装帧面世，但内容没有修订。其优点是“从事实出发，史料大多取之于传教士的论著和传记及外国人写的传教史，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和言论，现身说法，再以中国的 记载印证，一洗不切实际的浮夸之词，给人以信史的感觉”[17]。文末所附中外文参考书目举要为当时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传教史提供了查找资料的方便。“但该书成书较早，作者本人曾是教会中人，既有熟悉史料的优势，也有唯恐自美之嫌，有些方面仍深受 ‘政治批判’的传统影响。对外国传教士为甚么到中国来传教，比较多的强调了政治原 因，对文化与宗教的背景涉及较少”[18]。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无论如何，本书填补了大陆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关于传教史的空缺，是一本奠基之作。
继顾长声书出版15年后，1996年5月，顾卫民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19]亦在上海出版。所述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时间断限为公元635年～1949年，但重点放在马礼逊入 华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新教历史上。中国近代史研究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以政治史为中心的研究手法，摆脱了“政治批判”的影响和“公式化的陈述”，对中 国基督教有了比较客观的态度，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在此背景下，本书的内容和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其特点是从社会史的角度阐述中国教会历史，注重新教的“ 本色化”运动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运动。对于传教士也给予了事实求是的评价，既指 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之下强行进入中国的事实，又客观评价了他们在西学东渐及维新、改革中起的积极作用。全书40余万字，史料翔实，体系建构较佳，成为基督教在 华传播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可看作一部中国基督教通史。附录的中西文参考书目和专名中外文对照表，为读者进一步查考提供了方便。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教授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征引相当翔实，考证细心，也持平公允，带着实而不华的作风”[20]。 本书与顾长声书一样，不太重视教会本身的发展和组织管理情况。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出版了《中国基督教百年史》[21]和《福临中华——中国 近代教会史十讲》两部著作。《中国基督教百年史》内容丰富，约50万字，由著名中国 教会历史学者汤清博士撰写。全书以差会史为中心，叙述1807-1907年间基督教在华之发展及其贡献。本拟分两卷，上卷记述开创和广传时期差会和传教士在华传教百年史； 下卷记述中国教会逐渐成长健壮的四十二年史(1908-1949)。作者本意是在下卷完善赖德烈著作忽略华人教会的缺陷，可惜上卷完成，作者即去世，故下卷未能成书。本书的特点，一是史料十分丰富，作者曾往国内外若干教会及公立私立图书馆搜集资料；二是注重差会和中国教会
的组织发展和开展的各项事工情况。写作手法上，第一章对中西历史、文化背景和基督教加以论证，第七章对中国基督教广传时期的各项事工、教案和中国教会的建立加以讨论，其余各章则均铺陈史实，述而不作。《福临中华——中国近代 教会史十讲》[22](1807-1957)，由香港教会历史学家梁家麟著，作者遵守史学规范，做到善恶必书，忠于史实。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把悠长的中国教会历史精简而有深度地刻画出来。全书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却是在分析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研究成果，并将自己的心得融会贯通其间。正如作者的老师王尔敏所言：本书“避免直接引括与考据辨伪的琐碎工夫，却能吸收资料及各家研究论断，拣择至当，融会贯通。建造全面整体架构，完成一代史实的豁显呈现”[23]。由于本书是以专题形式探讨中国基督教的演变史，从体例上看还不是一部结构完备的通史著作。
据钟鸣旦教授介绍，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有若干部新通史面世。一部是 拉尔夫?R?卡维尔(Ralph R.Covell)著的《孔子、佛陀和基督：中国基督教史》[24] ，但严格地说，这不是关于基督教传播史或中国教会史的著作，其目的在于分析中国历 史上把基督福音和中国文明相结合的一些重要的尝试，因此“它是一部思想史，一部中国文化氛围中的基督教思想史”(本书前言)。第二部是鲍勃?怀特(Bob Whyte)著的《 未结束的相遇：中国与基督教》[25]。这部书也不是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史，“而是研究 基督教与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相遇的情形”。其主要目的是总结其他学者的见解和论述，重点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教状况(本书绪论)。第三部是法国汉学家、神学家约翰 ?沙博尼耶(Jean Charbonnier)著的《中国基督教会史》[26]。该书关注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徒；不是传教士，而是中国的基督教徒[27]。因而这也不是一部真正意义 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注：该书中文版于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名为 《中国基督徒史》，译者为耿昇、郑德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