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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待环境问题能否采用“先污染,后治理”

赵璟坤

(太原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0703班 07002237)

摘要:本文分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含义及在我国规模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理论界,有学者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本文力图通过揭示“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说明我国不能再重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方式。

引言: 阐述污染的原因,从污染现状和趋势,以及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

国际社会约束来分析,我们都不能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中国今天根本就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和条件。

从字面上看,“先污染后治理”就是先任由污染发生,或污染在人们还未意识到时就已发生,然后再采取行动控制、克服污染。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先污染后治理”实际上1企业运作过程中,对外部环境造成了污染,随后在社会施加的压有两种具体表现形式:○

力之下被迫自行或由社会对污染进行治理,这是人们使用“先污染后治理”一词时主要表

2企业在运作过程中产生了污染物,但并不向企业之外的环境排放,而是在企达的意思;○

业内部即对其进行处理。这实质上还是“先污染后治理”,只是人们一般并不将其看作是个问题,也不以之作为管理对象。

“先污染后治理”在我国规模发生的原因:

1.技术与经济因素形成的“门坎”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动因:

技术难度大,又提高生产成本,常常成为企业采用“绿色技术”和控制、减少污染技术的“门坎”,“门坎”又随企业发展而降低,此过程就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内在微观依据。

归根结底,污染的产生、环境的恶化来自于资源利用不当。消耗资源多的技术产生污染的可能性相应也大,节约资源的技术自然可降低污染。“绿色技术”通常都是资源节约型的,一般都不产生或少产生污染。所以,减污、治污要求企业生产向资源节约方向调整。 在多数情况下,资源节约伴随着资源的综合利用,这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这种综合知识经常是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企业力所不能及的,要借助来自企业以外的帮助。又由于资源节约型技术要求高,相对也更复杂,按技术向着梯度差最小方向转移的规律,技术起点不高(尤其初入门)的中小企业往往掌握不了这样的技术,一旦自己没有能力,“外力”又借不到,便难以开展资源的综合利用。何况资源节约型技术中常常包含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是企业主体生产技术之外的附加技术,需要附加投资,也成为企业的“额外负担”。治

污技术也是这样,对不少企业,特别是对新企业构成技术与经济上的“门坎”,使得企业至少在创办初期不愿采用绿色环保技术和控制污染技术。例如,为了达到2000年3月1日实施的GWPB3-1999《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某印染有限公司对2台10t的重油锅炉进行改造,采用YJ-15型漏板洗涤塔脱硫除尘器,可使SO2排放质量浓度从治理前的1 900mg/m3降至329-835mg/m3,但需投资治理资金43万元。由此例可见,治理污染技术的投资是相当巨大的。

相比之下,粗放利用资源的技术相对简单,容易掌握,所需启动投资也相对较少,有利于企业很快建成并产生效益,因而,企业更乐意接受和采用这样的技术。在应用此类技术的过程中,企业逐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缩小与更高级技术间的差距,便为进一步采用资源节约和控污、治污技术做了必要的技术准备。所以,企业的这种技术发展过程就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技术成因。

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资源开采方式能使直接生产成本降低,相应的资源价格也低;大量消耗廉价资源的粗放生产经营方式也能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有利于产品进入市场,并给生产者带来期望的回报。而由此给环境造成的损害是企业外部的事,产生的损失并不由企业直接承担。这种环境影响的外部性有利于企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由小到大发展,也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经济保障。这便成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动因。

2.认识上的滞后性和行动中的惰性是“先污染后治理”存在的又一原因

环境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使得相当一部分的环境破坏以渐变形式出现,初期的影响并不明显,只有破坏环境的活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其实际影响才显现出来,这种环境影响实际发生的滞后性便导致人们对环境损害的认识的滞后性。此外,只有污染物的量累积达到一定程度,环境损害才发生,而这个累积过程可能是诸多污染者共同行为造成的。在实行“总量控制”时,总有些制造污染者心存侥幸,希望由别人来控污、治污,使污染物总量减到环境自净能力能达到的范围之内,自己就可不必做出努力,继续向环境排污,并坐等环境改善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他们就尽可能回避。如果相当数量的制造污染者都如此行动,污染控制的打算就只能成为泡影。再加上不少人急于脱贫致富,在眼前利益诱惑下,也就容忍污染。由于对污染的认识落后于污染的发生,行动又落后于认识,所以,直到经济达到一定水平,污染也越来越清楚,甚至直接威胁到当地的基本生存条件时,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控污、治污的要求才可能得到响应和支持,实际治理工作才能展开。

3.行政把关不严使污染企业得以创办

企业产生的污染破坏环境与否,一般在其创办伊始就决定了。虽然规定企业成立注册时要提交“环保批复”资料,可由于我国现阶段企业(尤其小企业)上马太多、太快;加上相当部分企业申报又多有隐瞒,甚至向政府有关机构“游说”以寻求庇护;工商管理部门不具备审查企业是否污染环境及是否采取了治理措施的能力,很难对之全面核查;而环境管理部门受人员、经费所限,更难实施切实有效的监督。因此,对多数企业,特别是小企

业的监督流于形式,这使得污染环境的企业创办并不困难。尤其是那些有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并能给当地财政带来收入、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的企业往往会受到地方当局的保护与纵容。例如,1984年6月10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联合下达“关于环境保护奖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明文规定企业所掌握的更新改造资金中,每年应拿出7%用于污染治理,但由于行政把关与监督不严,或是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默许或纵容企业减少治理污染的投资额,结果使企业对污染物的处理率不高。

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

先行起步的发达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以损害环境的方式进行低成本发展,经过几百年对环境的滥用,环境承载力已大大降低。

人是地球生态环境的产物,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环境。人类不断地从环境中摄取物质和能量,又将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去,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作为生物属性的人要从环境中摄取维持其生命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人口数量过多必然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使粮食生产供不应求,从而大片的草原和森林都变成了耕地,破坏了其他野生生物的栖息地,使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造成食物链结构单一,生态系统脆弱,环境恶化。

也有人认为:环境的变迁及其恶化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对目前人类来说不必考虑。但随着环境承载量的增加,环境自净能力的减弱,环境污染不仅危害后代,也直接危害当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历史的发展一次又一次证明,环境的变迁不具备还原性。人们只能使它不同程度的恢复,但无法使它恢复到原始的状态。亚马孙河热带雨林地区的块块“疤痕”令人痛心,现在虽然政府出资补救,但无论如何都很难恢复到它的原始状态。英国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最早的国家,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使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深受污染。后来虽然国家投资巨款来治理河流,但至今没有使河水恢复到史前的清澈与明净。

据199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报道,1999年我国用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为82.3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效果令人担忧。全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各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很大,污染程度仍然处于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下降,部分地区生态被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的遏制。

我国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

日本在回顾工业化历程时,认为“先污染后治理”给社会和公众造成的损害是惨痛的,所付出的代价比事前污染防治投资高10倍以上。

在中国,若我们选择“先污染后治理”,付出的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超额支付,因为国情和时代的差异以及我们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很可能在理论推算的污染排放

1我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已峰值到来之前“生态泡沫”已经破裂。原因有以下几点:○

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均居世界第一,若不采取断然措

施,污染物排放总量不仅居高不下,而且还会继续增加,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2环境突发事件高发期已然来临,去年年末以来,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次水污受的问题。○

染事故。在一些地方,长期污染对人民健康造成的损害已从隐性转变为显性,典型表现就

3人是不断增高的癌症发病率。污染的反作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蚕食改革开放的成果。○

民生活水平和环境识的提高,使他们的维权意识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呼声高涨。反映在实践中,就是以环境维权为特征的群体上访甚至与排污企业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能否依法公正处置此类事件,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课题。在一些地方,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忍受4国际社会的约束。在发达国家“先污染”的时代,程度已近极限,私力救济开始萌芽。○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远远低于当今,环境容量也远比现在丰富,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对环境污染的管制十分有限,而在生物多样性、臭氧层保护、减缓气候变化等方面更是空白。而今,情形截然相反,发达国家“先污染”时的“宽松”外部条件已不复存在。更严重的是,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势,将高污染、高能耗的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借此完成了本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却加重了我们的压力,污染排放和资源

5就全球资源供给能力看“驾消耗大国正在成为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的一个新选项。○

着大棚车到西部拓荒”的时代已一去不返。有限的资源供应能力与强劲的市场需求的不平衡,导致石油等基础资源价格飞涨,不仅加大了我们发展的成本,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上半年统计表明,能源消耗增长仍然快于经济增长,单位能耗同比上升0.8%,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上升6.5%和4.1%。新开工的10万个项目中有40%未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规,编制和申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无论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需求压力看,还是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社会约束来分析,我们都不应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中国今天根本就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资本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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