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余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新完毕开始阅读92e2c295f121dd36a32d82f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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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阴阳头，整天站在街上接受众人的批斗，这样的批斗原本属于暴力血腥和惨烈的气氛，却因为许三观经常给许玉兰送藏有红烧肉的饭而消解的无影无踪，家庭一直给予她心灵的慰藉与温暖，使得文革的苦难在许三观的家庭中成了不值一提的小事，许三观对人对事戏谑乐观的态度影响着整个家庭，许玉兰在他的影响下自然对苦难也抱着一种达观积极的态度，在余华的小说中，这种积极主动的心态第一次使人存在的主体意义得到确认。
到了《兄弟》，余华深刻地认识到，在苦难面前，人不是动物，更不是物品，人需要活着的意义来作为生活下去的支撑，如若有任何苦难阻碍了这一意义的形成，人都必须主动积极地去反抗和战胜苦难，这不是崇高，相反这才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本能。因此《兄弟》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谓是集余华多年创作理念和反思历程之大成，李兰作为上部中重点描写的女性形象，在余华对历史现实的正面叙述中显得尤为丰满，有人说“《兄弟》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是李光头，也不是宋凡平，而是李兰。 李兰是全书中一个最有人性张力和人性深度，艺术上最具文学性的形象”。[13]212因为在余华的创作历程中，李兰具有以往女性形象所没有的复杂性格，她对待苦难的态度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兰是余华作品中第一个敢对于男权社会及苦难奋起反抗的人，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意识觉醒的微光。
同是苦难的承受者，李兰在遭遇了第一任丈夫以及李光头偷窥女人屁股给她带来的耻辱之后，陷入了深深的自卑当中，她忍受着命运带给她的苦难，直到她遇到了宋凡平，宋凡平的热情和自信不仅驱散了她心里的阴影，使她从自卑的泥潭中跳了出来，更影响了她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态度，宋凡平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致死后，在为宋凡平送葬的路上，她成了众人口中的地主婆而遭人指指点点，宋凡平的老父亲把头低的快贴近了地面，但是李兰却是昂首挺胸，十分自豪： “在李光头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见过李兰的表情如此骄傲。李光头的生父给她的是恨和耻辱，宋凡平给她的是爱和尊严。李兰昂首走着，像电影里的红色娘子军。那个老地主弯腰拉着板车，像是正在被批斗似的，他拉着板车向前走去时，不断抬手抹着脸上的眼泪。[14]160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女性的软弱与对苦难的隐忍，李兰表情骄傲，昂首大步，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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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言一行都是对这个伦理颠覆的荒谬时代的强有力的反抗！我们惊喜地看到，在余华的笔下，李兰身上的女性主体意识正在慢慢苏醒，从屈服自卑到奋起反抗，这可以说是余华作品中的一个难得的发展。
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再到《兄弟》，其中的女性形象对待苦难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余华对于苦难的认识在不断地更新，这样的探索过程也启示我们投入更多的意识去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
四 余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精神特质
如果仅仅停留在以上对女性形象的归类上，那么这样的研究仍旧比较表面，我们应该进行更为深入的探查，挖掘这几类女性形象身上存在着的精神特质。通过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创作的日趋成熟，在这个过程中，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由先锋时期的扁平单一逐渐向立体、丰满的方向发展；其次，身处男权社会中，她们是一个被遮蔽的群体，是依附着男性而存在的，成为了从属于男性的物品，儒家传统“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思想，严格地约束着她们的言行，这也就造成了她们主体地位的缺失，最终难以逃脱悲剧的命运。
（一）主体意识缺失
余华笔下的女性大都依赖于男性而存在，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男性都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延续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的传统，使得女性在服从男
权社会规范的同时，都不曾察觉自身主体意识的丧失。
比如在《活着》中，福贵和二喜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家珍和凤霞则是家庭中安分守己的传统女性形象。《许三观卖血记》中，家里每次遇到紧急情况需要用钱的时候都是许三观去卖血，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余华作品中的男性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承担了养家的重任，能维持家庭生活的稳定，而女性则缺乏这样的条件与能力，这就决定了她们在物质上必须依附男性，受男性的主导。在精神层面上，女性无疑是一个弱势群体，《难逃劫数》中，露珠觉得对东山疯狂的爱没有保证的时候，她的父亲给了她一瓶硝酸 ，她立马觉得这瓶小东西就是她日后幸福的保障，用毁容的方式企图锁住自己想要的“幸福”，这样荒唐的做法既反映了露珠这类女性对于男性的极度依赖，也从侧面反映出女性群体的弱势。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许玉兰同样也是典型。许玉兰本来与何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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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好，但许玉兰的父亲在听了许三观的延续许家的香火理论后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许三观，对此许玉兰并没有过多的反抗，完全遵从了父亲的想法嫁给了许三观，正由于许玉兰在精神层面上主体意识不强，没有对男性权威进行反抗，导致文革时期被指认为“破鞋”，剃成阴阳头，整日在街上受众人批斗。这些女性在平时生活中缺少自己的话语权，成为了一群失语的形象。
（二）物品化
物品化可以说是传统女性形象的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在历代历家的作品中都有较为普遍的反映，余华的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女性形象。对于男性来说，她们只是作为物品化的对象而存在的，而物品化的存在方式就是女性躯体的工具化。首先，女性必须以男性为中心，全身心地服从、服侍他，其次，女性是男性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必须要随时随地地满足男人的需要，而男性在生理上的自然规律也使得女性难免成为男性性欲望的幻想对象，成为男性表达自身欲望的载体。
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当父亲孙广才卖菜归来，等不得到家就急忙把“母亲”拖到别人家的一条长凳上一泄欲望之火，在这里“母亲”沦为了泄欲的工具。年轻时候的冯玉青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一度是“我”性幻想的对象，我的年仅十岁的弟弟也同样注意到了冯玉青的诱惑：“他向冯玉青发出傻笑时，嘴角还流淌着愚蠢的口水。” [15]20对于年幼的我和弟弟而言，冯玉青仅仅是一个被欲望化了的对象。
《兄弟》中女性的被看命运被推向顶峰。李光头因偷窥女人屁股而出名，而后刘镇所有男人都贿赂李光头，想从他嘴里打听到有关林红屁股的情况。在李光头这里，林红的屁股已经成为具有价值的商品。于是有商业头脑的李光头通过出卖林红屁股的秘密换取三鲜面来吃。这个时候，林红的屁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欲望化的符号了，更是男性欲望的物化品，象征着性与物质的交换，在男权社会这样的大环境的压迫下，女性的存在意义显得低俗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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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相比于其他的男性作家而言，余华对于女性形象的书写既有着男性作家的共性，又有着自身鲜明的独特性。
很明显，余华小说的题材一般是表现农村底层人民生活的苦难，其中的女性形象也就定位为农村传统女性形象，这一类的形象，不管是纯真少女，还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恶毒妇人，在男性作家的笔下都有较为普遍的反映，余华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不外乎这些类型，但在如何遵循自己的创作思想来塑造女性形象上，余华着实是有些与众不同了，在非理性写作理念的指引下，余华完全颠覆了常规的叙述方式，除了注重叙事技巧外，余华还极度地迷恋暴力带来的叙事美，这也就造成了他对于女性形象表达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形象的符号化，其中的女性形象也不例外，这类形象轮廓非常模糊，基本是按作家的意念来设置的，特别是在先锋时期，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世事如烟》中的少女4,甚至都没有一个形象化的名字，她只是余华用来表现人性恶的符号化的象征。二是用暴力血腥甚至变态的方式来表现女性命运的悲惨或女性的恶毒，余华用赤裸裸的正面叙述完成对暴力血腥场面的展现，描写的细致与生动，真让人怀疑余华是不是真的就站在旁边目睹着这样的场面，例如《古典爱情》里的母女二人以及小姐惠被屠杀的场面带给读者心灵的巨大震撼，是其他男性作家力所不能及的，而在《难逃劫数》中，露珠往东山脸上泼硫酸的场面，本来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场面，在余华平静的叙述下，甚至轻描淡写得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硫酸泼在脸上的声音在露珠的耳朵里竟成了白纸撕碎的美妙声响，我们不得不佩服余华的想象力，这种场面与叙述之间的强烈反差给了遵循常规思维的读者以意想不到的感官冲击，也更加有力地表现了露珠这个女性形象的强烈的占有欲。
有人说余华对于女性形象的表现过于负面，这样的评价并不错，但是对于女性形象的表现过于负面是否就意味着表现得不准确？如果事实是这类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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