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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当下中国处于一种大的相互交织的境遇中。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很多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而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和平崛起也被某些国家视为威胁，利用经济战、政治战阻碍中国发展。另一方面，面对资本以现代性名目进行的全球性掠夺，很多国家开始了整体性反思，什么才是现代性的？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怎样才能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立身并发展？再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旧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价值“失范”现象严重。中国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张力的情境中破浪前进，成为一个突出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不是单纯地向外求索，全盘西化，也不是单纯地反求诸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而是审时度势，立足本国实际，参考他国有益经验，发挥中国传统美德，多管齐下。本文拟选择中国传统美德中与中国当下实际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对其当代价值予以论述，以期对解决中国问题提供助益。
一、当以忠勇报国
“忠”，即“一其心之谓也”（《孟子· 滕文公上》），即“临患不忘国”（《左传· 昭公元年》）。 从国家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大多时间里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忠国”相联系。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君”“国”合二为一的，所以实际上，传统中国的“忠君”其实就是“忠国”，因而传统文化中的“忠”思想，剥离其忠君的封建含义，其实就是我们现代所认为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传统中国“忠君”即“忠国”的浩瀚几千年历史文明中，“忠勇报国”一直是被整个社会所提倡和赞誉的美德。西汉名臣“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苏武奉命持节出使匈奴被扣而牧羊北海边19年，受尽折磨誓不投降，为世人所敬仰；南宋名将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领导岳家军所向披靡，鏖战金军数百次，创下“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军事神话；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右丞相文天祥兵败被俘五坡岭，宁死不降，跪拜南方，被斩于柴市的故事，世人皆知。
虽然，曾经有学者站着现代中华民族的角度回看当时的历史，认为，岳飞和文天祥等人不是民族英雄，因为当时的战争，是“兄弟倪墙”一样的矛盾。 但是，本文不赞成这样一种以现在看过去的观点。本文赞成，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善恶，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境，需要像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回到现象本身”，而不是用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判断过去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忠勇报国”体现的是儒家所说的“义”之气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也。”孟子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义”中，“忠勇报国”尽显了爱国主义的理想和情操。
实际上，“忠勇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操存在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中。上个世纪，当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所有中华儿女，不分男女老幼都加入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奋战中。 但是，在当下和平年代的中国，大力提倡忠勇报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且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冷战时代结束后，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和平崛起。但如前所言，某些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威胁，或故意渲染，或故意制造摩擦，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腾飞，加之某些国家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而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和国际摩擦。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大力提倡忠勇报国极为重要。
提倡忠勇报国，就是要提倡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当忠于国家，热爱国家，不做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情；就是要自觉自动地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知识，掌握先进技能，并服务于国家和我们伟大民族的复兴；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见利忘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站好自己的岗位；就是要始终坚守高尚的操守，不与低级趣味相迎合。如此，我们才能防微杜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腾飞保驾护航。
二、当以廉洁奉公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深深地被儒家文化所浸染，而儒家文化是积极入世的
文化。其道德操守为《礼记·大学》中所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治理天下，则当以廉洁奉公。
“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 （《韩非子· 解老》 ） “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这些都是对廉洁的话语解释，而《左传》中所记载的“宋人献玉”的故事则是对廉洁的事实注解。
百千年来，中国都以“廉洁”为为政之本，出现了很多廉洁为政、恪守职责的官员，彰显着廉洁的美誉。除上文所述“宋人献玉”中的司城子罕，还有东汉时期“悬鱼”的太守养续、北宋时期家中立石碑刻“《诫廉家训》”的包拯、明朝时期以诗明志“清风两袖”的于谦、南宋时期因清贫感动皇帝的张浚等，无一不是廉洁奉公的典范。
然而，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中，伴随着廉洁奉公文化的，贪污腐败也一直存在。清朝军机大臣和珅、明朝内阁首辅严嵩、唐朝礼部尚书杨国忠都是贪污腐败的反面案例。历史上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针对官员的贪污腐败，发出感慨：“奈何朝杀而暮犯”。实际上，贪污腐败，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就在其《地中海》一书中描述了16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南欧，北欧等地的腐败现象。
时至今日，单就中国现实来看，贪污腐败现象也依然存在，甚至很严重，反腐斗争也正在进行，形势甚至可以说很严峻，在如此情景下，提倡廉洁奉公更加具有时代的意义。
提倡廉洁奉公，就是要提倡一种廉洁的社会文化，与职位的责权利相呼应；就是要营造一种心理氛围，大力凸显贪污可耻、廉洁光荣；就是要在坚持法治、法规、规则与文化同行，而不是仅仅诉诸法律和规定；就是要树立廉洁奉公的榜样，引导社会舆论，发挥旁观者监督的作用。
在完善社会治理结构、依靠法律法规的手段基础上，发挥廉洁奉公的心理和文化作用，对抑制贪污腐败一定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此，朱元璋的慨叹“奈何朝杀而暮犯”才不会重演。
三、当以孝慈对家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孝道”的民族，始终遵循着“百善孝为先”的文化精神。早在春秋时期，《尔雅》里就有对“孝”的解释，即“善事父母为孝”，《论语·为政》中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礼记·祭义》中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说文解字》中认为“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这些都是古哲先贤们对“孝”的解释，表达了孩子对父母长辈的赡养、尊敬和继承其遗志的含义。
“慈”乃是父母对孩子一种情怀。西汉贾谊《贾子道术》中认为“亲爱利子谓之慈”（《韩诗外传》卷七 ）中韩婴说“夫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等，所有这些，表明，“慈”，不仅仅是爱护，还要教导有方。孝慈文化是主导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精髓。《孝经》是著名的儒家十三经之一，《二十四孝》是传统社会中儿童的启蒙读物。在这样的文化熏染下，历史上出现了可多值得世人敬佩和发杨的事迹。单就“孝”来说，传说中的舜帝，在经受继母百般折磨几乎至死之后，还仍然善待其母；三国时期的孟宗因为不能让病重的母亲吃上竹笋而大哭；西汉时期的汉文帝刘恒，在其母生病三年中，日夜守护，每次均亲尝汤药；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黄庭坚，亲自为母亲洗涤溺器等。
当然，传统社会中的孝慈文化中包含着“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内容，然而除却这些，提倡孝慈却是当下中国所极端必需的。转型的中国，经历着“价值失范”的阵痛，孝慈文化在很多时候被践踏。“公务员打骂咬父母”引起了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问责；“空巢老人”问题，催生了将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条文的回应；而“父母为孩子熬夜排队”、“虎妈”“狼爸”等则又引发了对“父母怎样爱孩子”的社会热议。如此例子，比比皆是。因而，当下中国，诉诸传统，提倡孝慈极为重要。
提倡孝慈，是要鼓励孩子孝顺父母，承担起儿女应尽的赡养义务；就是要提倡如著名画家郑板桥先生对世人“愿诸君待父母如子女一样”的呼吁；就是要提倡“祭而丰不如养之厚，悔之晚何若谨于前”的实践理性；就是要提倡如司马光“君子之于子，爱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的育子原则；就是要提倡“为人父者，慈爱而教”（《管子·五辅》）的教子精神。 提倡以孝慈对待家人，正是使得家庭和谐美满，进而更好地培养良好公民道德的关键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