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长征史料大全更新完毕开始阅读8220948c84868762caaed55b
邓六金
邓六金：不能丢下受伤的战友
长征路上，我帮战士或民工抬担架，抬着一百多斤的伤员爬雪山、过草地，经常累得吐血。得知我几次累吐血后，妇女队长刘群一再劝告我要爱护自己，不让我再抬担架了，我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一看到伤员，一看到人手不够，却依然我行我素。我们不能丢下受伤的战友不管呀！
一天，敌机进行新一轮轰炸，在躲闪中，我与队伍走散了。轰炸结束，我从地上爬起来，向部队远去的方向追去。 但没走几步，便发现路边的一副担架上，躺着一位受伤的红军军官。得知在刚才的轰炸中，另一名老乡因害怕逃跑了，剩下的那名老乡一个人无法抬，我喊道：“走！”俯身抬起了担架。大半天过去了，还是没有看到部队的踪影，我心里好不焦急。我知道，如果到天黑时还找不到队伍，隔夜后，就有可能永远追不上部队了。
更不幸的是，就在我有气无力的时候，前面又出现了一个高坡，我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缓了下来。这时，我的体力透支到了极点，胸闷发热，似有一股热流直逼胸口。口腔甜甜的、腥腥的，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我知道自己又快要吐血了，可还是不愿停下来。担架上的伤员看到我步履维艰，心里很难过。他劝我停下来休息。我看了看天色，说什么也不肯停下来：“我们一定得在天黑之前赶上部队。”我喘着粗气，话还没说完，血液就在我胸膛里翻江倒海，紧接着，几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来。
抬担架的老乡害怕了，忙说：“女人干不得这个。”伤员说：“女同志，你不行，再等等，也许能碰上个人??”我没有争辩，抹掉嘴上的血迹，舒展了一下腰身，招呼老乡抬起担架接着朝山上爬去。那名老乡感动得不得了，他边走边流着泪说，从来没见过像我这样拼命的女子。
过河时，赶上了部队，担架被医院接走。在齐腰深的河水中跋涉，一名小红军战士看到鲜血顺着我的裤管往下流，把河水都染红了，惊叫道：“邓六金，你挂花了！”我低下头去看了看，羞涩地对小红军说：“我没负伤，这是我们女同志的事。”说完，我又继续往前走。据后来了解，凡是参加长征的女红军，由于来月经时太劳累，几乎全部都不同程度的停过经。
钟月林
钟月林：我与贺子珍的姐妹情
从瑞金动身长征时，上级要求：走路不要出声，不能大声讲话，不许掉队。特别是到了国民党占领区，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赶紧去老百姓家，把党的政策、主张、方针告诉他们，宣传红军，招募民夫，为我们照顾伤病员。我当时就负责这项工作，还分给我负责四副担架的任务。 长征途中，环境异常艰苦，我是年龄最小的女红军之一，一路上得到贺子珍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过草地时，贺子珍看我年小体弱，把毛泽东的酥油拿给我，我不肯要，她就把酥油悄悄地放在我的碗里，用食物盖上，让我增加热量，我永远忘不了贺子珍对我的帮助。 我记得长征路上有5个人生过孩子，很遭罪呀！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当时的夫人贺子珍。那天，已经是晚上9时多，天黑了，还下着小雨。贺子珍突然肚子痛，就在一个老乡简陋低矮的茅草屋里休息。刚刚躺下，痛得厉害了，越来越剧烈。休养连的大姐们手忙脚乱了一阵，李治接生，钱希均当助手，我打下手，董老和侯政在屋檐下守着。不久，就生下了一个娃娃。 当时什么医疗设备都没有，就用警卫员吴吉清背的一个脸盆装上水，为孩子洗去身上的血污，这个脸盆平时用来洗脸、洗脚、打饭盛菜，现在又多了一项用途：接生。 孩子很可爱，哇哇啼哭着，但是，不能带走，也无法带，怎么办？只好把他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忍受着割舍亲生骨肉的痛苦，战争这么残酷，不能怪我们不喜欢后代，实在是没有办法。为了革命，就让孩子在人民群众中长大吧?? 到了瓦窑堡后不久，经贺子珍介绍，我与一起走过长征路的宋任穷同志于1935年12月12日结婚，宋任穷和战友们一起凑了3元瓦窑堡币，买了一只羊，大家一起吃了一顿，算是庆贺新婚的婚宴。 那时，精神生活与感情生活很充实，可物质生活很艰苦。到达陕北，我们连过冬必需的棉衣也没有。特别是一年多的长途跋涉，我的身体已十分虚弱，经常生病。 后来，毛泽民同志了解到我们的困难，给我们写了张条子，派人送来，让我到后勤部门领了一块蓝布，做了一件棉衣，这样过冬御寒才有了保障。
谢飞
谢飞：长征，我走了3万5千里
1934年10月，我和另外30个女同志一起，被批准参加长征。
刚出发几天，我这不争气的脚老闹别扭。从天亮走到天黑，一双脚像灌了铅一样，沉沉欲坠，粗硬肿胀，举步维艰。晚上要是不用热水泡，第二天就迈不开腿。走着走着就落在了后面，想坐下歇口气，可一歇就跟不上大部队，因此常受到责难。但是我从不泄气，咬着牙与战友们互相鼓励着走。当时这支娘子军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因为当时对待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办法是每人给八块钱，留在老百姓家里。 当时我的身份是“工作队员”、“政治战士”，工作是“走前走后”。头一天晚上了解部队明天的宿营地，早起提前出发，插到前面到达目的地，搞到粮食，请好民夫，这就是“走前”。有时到达目的地，群众躲进山上去了，粮食藏起来了，见不到一个人影，找不到一粒粮食。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但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只能丢下背包，来不及吃饭、洗脚，翻山越岭去寻觅躲藏的群众。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老乡，费尽口舌宣传一番，说动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待筋疲力尽领着这几个民夫回到宿营地，天已大亮，队伍早已出发了，又得拖着没有得到休息的双腿去追赶队伍，这就是“走后”。这一“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一二十里路，一年下来多走的路就相当可观了。此外，还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因此，后来有人说我们是“走了三万五千里长征的人”。 部队走到云南，吴富莲同志发高烧。我赶紧和几个女战友到一个老乡家里找水，走进老乡家，看见屋里放着一筐新鲜熟透的梨子，大家喜出望外，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口水直往肚子里咽。但没有一个人去拿。这时候，病中的吴富莲听到她们的议论，声音微弱地说：“给我买一个梨子吧”。于是大家都不知所措了。因为老乡不在，没法讲价钱。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出高价买，并且让我写了一封信：老乡：我们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有一位同志病了，想吃个梨子。你不在，我们拿了一个梨，留下12个铜板。对不起！当时，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个梨。
陈琮英
陈琮英：孩子，再也找不到了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率部队突围西征，这时，我刚刚生下儿子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我必须做出抉择：要么随军西征，要么和儿子留在当地。二者不可兼得！最终，为了追随丈夫革命，我不得不把儿子留给老乡抚养。两年前，我和女儿远志分别，虽然也是怀着那份揪心的不舍，但女儿到底是留给了亲人，留在了家乡啊！可是如今，大军西去，留在乡亲们中间的儿子显然是凶多吉少，敌人在苏区的烧、杀、抢、掠，可想而知的残酷。 而事实和我当初预想的一样。从此，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至今音信全无。孩子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解放后多次寻找，可再也找不到了！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 这一段时间，我随任弼时和四方面军指挥部一同走过长征中举世闻名的草地。而恰恰是在过草地时我的预产期到了。 部队刚刚趟过一条半人深的河，孩子就迫不及待地要出生了。同志们为我找了一处当地藏民居住的二层木屋，底层本是长工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才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我，就是一般人也得四肢并用才能上去。没有办法，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我安顿下来。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女婴来到人世。我与弼时欣喜至极。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叫远征！女儿的到来，欣喜之余，却也令衣食无 着的我心急，每天只嚼野草根的我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这时，朱德总司令想到一个好主意——去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钓鱼，亲自煮鱼汤，煮好后他又亲自端到我的面前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鱼汤能催奶水哟！”我和女儿远征吃了这缺盐少油的鱼汤活了过来，朱总司令的鱼汤救了两个人的命。至今，朱老总的那一声声呼唤，还回响在我的耳边，感觉是那么慈祥、亲切！ 长征中，我得到了女儿远征，可我的儿子湘赣，如今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