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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令于5月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敌人一无所获，只能望江兴叹。
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为北上与红4方面军会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使蒋介石合围红军的企图成了泡影。 毛泽东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1、2、4方面军在甘肃会师，胜利结束长征。是年年底，2、4方面军的技侦力量归入军委二局。这支特殊的部队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
邹毕兆曾详细记录了中央红军破译工作成果，取名为《心血的贡献》。邹毕兆调离二局后，这本记录交由父亲珍藏。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从华北赴东北战场前，又将其转交给接替自己职务的彭富九保存。彭富九回忆，从1932年秋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在曾希圣局长的领导和参与下，曹祥仁、邹毕兆所在的破译科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其中曹祥仁破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 1939年初在安塞二局一次干部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时谈起长征。据参加会议的江波回忆，毛主席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因为长征时离开根据地不可能依靠群众取得敌情，地下工作也很难起作用。毛主席还当场题词“好的二局”。周恩来曾说：“在江西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性的问题。那时候曹祥仁同志立了很大功劳。” 1975年，父亲在逆境中病逝。
我们今日纪念长征，缅怀父亲和千千万万为了劳苦大众而英勇献身的红军战士，唯愿红军的精神和理想长存。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学习”——老红军回忆长征路上的文化教育
“如果不参加红军，我们这些穷孩子根本不敢想会有机会去学习。”92岁的老红军陈浩感到欣慰的是，他在长征路上打下了文化底子。 在70多年前的长征路上，有声有色的文化教育工作始终在艰难险阻中展开。 1934年长征前夕，中央红军把苏区红军学校合编，采取随军办学的形式，学校隐名为干部团。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他们在川陕苏区创办的红军大学也随军征战。 同时，从中央苏区西征转移到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6军团与红2军团一道，创办了红军学校四分校。 20岁的陈浩当时是红四分校的一名学员。 “那时候，学校既无校舍和讲堂，也没课桌和书本。”陈浩说，学员们因地制宜，用树枝作笔，把大地当作练习本，石头和木桩作为课桌来学习。 “部队不断转移，打打走走，学习条件更加艰苦，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放弃学习。”陈浩回忆说。由于经常打仗，教学只能在战斗间隙进行，教员用树枝先在地上写字，比如“人”“民”等，然后学生们就跟着一遍一遍地写。 “有时我们还会借助写标语来学习。”陈浩说，“学校教员在百姓的墙上写上‘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当主人’等标语，我们一边在地上学着写，一边念。学得比较快的，教员就会让他在下一个宿营点写标语，这是一种奖励。”
1936年部队转战甘肃成县、徽县期间，成立了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开设了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课程。陈浩回忆说，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围绕战争实际展开的，根据缺什么补什么、学什么的原则，学校特别要求学员们要学会“打”和“走”。 曾在前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的刘伯承出任红军大学校长，他对教学抓得很紧，认为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无头苍蝇。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灵活的战法，刘伯承比喻说：“我们不学牛顶角的战术，要学狼的战术，要瞅时机，当人推车过来时，它不咬人，一旦推车上坡它就咬人的屁股了，因为人不敢撒手，只能被白白咬去一块肉。” “这种形象化的教学很有效，我们很快就理解了他讲的战术战法。”日后成为共和国开国少将的陈浩说。
长征期间能在红军大学学习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战士则是在长征路上边走边学的。14岁参加红军的夏精才就是其中一个。 “长征就是我的大学。我不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识字。”夏精才说。 早在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就提出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口号，“五要”中的一条就是“每人要识300字”。长征开始后，张闻天结合行军要求，发明了“看后背”识字的学习方法。 夏精才回忆，连队的文书或指导员写好字，贴在每个战士的背上，后面的战士行军时，可以看到前面战士背上的字。这样日积月累，识的字就增多了。 “行军作战太累，宿营时倒头就睡，根本无法学习。行军途中学几个字，反而能减少困意。”夏精才清楚地记得，他最早学会的，是“红军”“我”“蒋介石”等字。 就这样，在艰难的长征路上，夏精才和其他同志完成了另一个“长征”——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对于这些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来说，这同样是个奇迹。 1936年10月，红军完成了历史性大会师，各路红军所属的院校也实现大会合。这些院校后来几经整合，演变成抗日红军大学乃至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和撒遍各抗日根据地的通信学校、卫生学校等。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也是一次人文精神的远征。”军事科学院长征史专家徐占权说。 国防大学苏士甲教授认为：“长征中的红军学校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宣传队、播种机，还是储备干部的战略预备队。” 新中国成立后，门类齐全的军事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建设有文化的军队是红军继承者们不懈的追求。”苏士甲说，“今天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都可以从长征中汲取营养。”
长征故地寻访：造访李德的“独立房子”
烈日下的田野，一座青瓦白墙的小庙孤零零地俯卧其间，周围没有蛙鸣，也没有蝉噪。 这里是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距南昌400余公里。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的首都。
据当地人讲，小庙数度被毁、又数度重建。70多年前，周围没有建筑，因而被称为“独立房子”，其主人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红色政权的军事顾问，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德国人，他原名奥托·布劳恩。
小庙门两侧，贴着一副红色的对联，写着“风调雨顺千家兴，国泰民安万户欢”。正屋内挂着“顺应十方”的匾额，壁龛里立着五谷神的小塑像，墙角处堆放着一些黄色的桌椅，倒像是哪家小饭铺的仓房；窗户全部装着透风的木栅；侧屋同样堆放着些圆桌方凳。看庙人坐在门前的竹椅上休息；屋旁还有一位农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娃儿在此歇脚。他们都说不知道有李德这么个人。
关于李德的旧居还存在争议。有党史专家认为，李德并非住在那所小庙。当时在小庙东南方100米处，专门为他建了一所房子，现在已踪迹难觅了。
离小庙1.5里的官山村，住着一位84岁的老人杨世享。他说当年他13岁，常到李德马夫的住处玩耍。据杨世享回忆，这个长着一头红发、留着红胡子的外国人，身材高大，总是骑在一匹黄马上，出入都有警卫陪伴。
“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和他搭话，也不允许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不像邓小平。我常到邓小平的屋里捡扔到地上的烟盒，他看见了，就叫我小鬼。”
由于当时中共内部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对共产国际的言听计从，李德到瑞金后很快获得了最高军事指挥权，并受到尊重。起初，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独立房子”向他请教。尽管瑞金的条件极其艰苦，但中共中央在生活上尽量满足他、关照他。除配有秘书、翻译、警卫员、保健医生、厨师外，还特地通过地下党组织，从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想方设法弄来他喜欢的咖啡、雪茄。
杨世享老人说：“他吃得最好，每天吃一只鸭子。”
专门为李德养鸭的人叫杨远泮，世代养鸭，新中国成立后仍操旧业。据他对当地党史专家刘良回忆，毛泽东曾五进“独立房子”，每次都与李德发生争执。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事实上，李德根本不懂中国国情，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照搬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进行瞎指挥，结果是灾难性的。
1934年7月，由于形势严峻，中央机关从沙洲坝西移20里，搬到了云石山。 今天，在云石山岩背村，游人还可以看到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典型的赣式民居，黄泥敷面的土砖墙，墙上挂着指示牌，标明1934年7月到10月李德曾住在这里，和他住在一起的有中共的高层领导朱德和王稼祥。他们就是从这里开始长征的。而李德最终成为红军中完成二万五千里远征的唯一外国人。
李德在瑞金的最后居所原为谢氏宗祠，当时也被称为“独立房子”。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中共成立14年来第一次未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李德在会议上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完全处于被批判的位置。
党史专家石仲泉说，会后李德被撤销了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是中共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开始形成。 李德于1939年回到前苏联，随后参加了卫国战争，战后在民主德国过着平静的生活，1974年去世，终年73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李德的去世未予置评。
瑞金当地党史专家刘良说，从2000年起，他接待了十多个海外和港澳记者、专家，他们中有来自以色列、加拿大、美国等国的，多数对李德很感兴趣，关心每个微小的细节，比如，他什么时候发脾气，发起脾气来是什么样子等等。
2006年，中国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李德被北京一家报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评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发展的50位外国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