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邓正来：我的学术之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ef7e06348d7c1c708a1459d
力提高了，这才是一个博士生应该有的读书态度。博士生哪能背点概念就行的，不要老是去背人家的，当然首先也背点东西，然后你通过自否定，最后你才建立起来的，这就是你的。这才是一个博士生应该采取的学习态度。我暂时就说到这里，因为下一步就是具体的操作，没有谁在这之前就有一个方法：告诉大家，大家就这样去做。这仅仅是个态度，是要踏上那条路，靠你自己去走，走出来的一条路。而不是哪个老师现在就把路给你整正了，你们就在那里做笔记，那不叫读书，那叫记笔记！我想我就先讲这么一点，下一步我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找路，然后我们自己再走出这条路，慢慢地就会进到那种状态当中去，不要着急。我就讲这么多。
朱学平： 研究方法其实我们是模仿邓老师的研究方法。邓老师的研究方法我当时在武大时跟过一年半的时间，这个一年半的时间里读的是《纯粹理性批判》，他就讲了两个部分，一个先验感性论，一个先验分析论。我就跟到先验分析论中的概念的演绎。其实不多，就是几十页的内容，很少的。那么怎么读法，把书打开先请一个同学念一段，念一段以后你就解释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在同学讲完后，邓老师就用自己的理解给我们解释一遍。讲一遍以后同学提问，这个提问很关键，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可以向邓老师提出来，有很多问题可能之前邓老师都没有预料到的，提出以后再一起讨论，直到疏通以后觉得这一段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了。每一次的量都是很少的。那么这就是邓老师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也是西方经验哲学中的一个方法。这就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读书。我的感觉就是《法律篇》比《纯粹理性批判》要难读得多，为什么呢？《纯粹》只讲理论上的问题，和现实不搭界，但《法律篇》的话，如赵老师说的那样，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事情，其他文学的、历史的都要在讨论中得到讨论，不然根本就读不进去。我觉得我看了这个主题很怕。这个若没有对希腊知识深厚的理解不可能读得完。我们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像武大邓老师那样与老师一起思考问题，读书的时候忘记了你是你自己。而是以柏拉图的身份，他怎么想，为什么这样写，要进到里面与柏拉图神交。达到这种境界，你才能真正读懂。这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得了。尽量地通过我们一起的努力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以在武大的经验，我想赵老师也会有这种感觉，这样读下来，对你一生都会有很大的收益。我后来读黑格尔的时候就不敢乱来了，你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而且中文本还不够，因为中文本也是译者的翻译了，一翻译他就出错，你对着原文一查，他就有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这当中没有懂希腊文的，我们就只可能对着英文或者其他的版本来读，我们只有首先从思想上、从主观上进到柏拉图当时思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怎样思考的怎样去写作的？这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最不容易的。我了解的是这些了。谢谢！
赵明： 邓老师当时读《纯粹理性批判》一轮吧，两个学期都开，每周一次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我们这里整理了一个他三大批判的讲演录。他整理出来会有几百万字，我们当时是第二圈，我们那时读的是“时空”，一个学期，时间空间，就十来页，（朱学平：十来页，你看一下，就十来页，他可以讲一个学期。）一个学期，所以说这是一个慢功，我当时跟着他读，一个月下来被他撞击得不行，觉得原来的读书没有深入，以前读书就是在书中去找啊！（笑）所以很快就翻完了，后来发现不对。所以我后来读的同时就一直在读《实践理性批判》，因为这个和我所做的有关。这样做到一定程度，至少在态度上端正了。这样就发现每句话背后隐藏着大量的东西。（朱学平：每个句子后面和用词后面都会有很多东西。）那些经典作家，绝对非常考究，不会像我们这样一下子就滑过去了。像柏拉图这样的人非常老实的，老实的不得了。所以就像朱老师讲的那样，博士生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去读，当然经典性的解读方法也有几种，比如像康德，他解读柏拉图；黑格尔、尼采，和现在非常流行的施特劳斯，包括他的写作艺术，它都是一些非常深刻的东西隐含在当中的，而且你读得非常熟悉的时候，你可以从任何一章或者一段开始的，然后你构建一个读书的循环，你可以发现它是通的。《法律篇》我还不熟悉，《理想国》我基本上可以做到这点。从任何一讲开始，你都可以理通，都可以理出一个东西。为什么是经典啊？它有这个承受力，现在的像罗尔斯的，绝对不行，绝对达不到，你想这样做，但你进入就会发现他自己很空洞，它经不住，没有这个能耐。所以我们这么下来，这一本书一个学期可能不行，下半年，明年，我们博士不断地开这个课，我们整理个东西，即使从功利的角度说，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而且也给我们读书界一个警示：武大有个邓晓芒在读康德，西南有一帮人在读柏拉图啊！真的，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这个工程看我们最后能不能把它坚持下去。这个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老师也要做大量的努力，查证大量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把相关的希腊文献翻译过来的都有所了解，平时需要我们做很多准备。当时我在邓老师那儿，邓老师点到我，先朗读（我朗读很漂亮的，很有感情），读完后，解释，邓老师说不行，你这个用法学的那种读法，哲学还不行。后来才发现，每准备那么一段需要两天的时间，这还只是限于手头有的中文文献，配点英文，这个准备要花很大的工夫，然后你才能够勉强应付邓老师的课程上的讨论。我总共被抽到过四次，只有一次邓老师表扬了一次，说：“这一段很难的你能读到这个程度！”（笑声）但实际上那次是读到中途就中止了，我再也读不下去了。这个我有亲身体会的，很难，所以我们下去要做充分的准备，相关的基本的词典工具书一定要有，哲学词典，因为读的过程中一定要依赖这些，然后英文版本要找到，因为我们读不懂希腊文，我们只能借助于英文了。因为它那都是翻译了，德文本也是翻译了，柏拉图的本子都是翻译了，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好点的英文版本。现在中文版也有几个版本，王晓朝一个，何勤华一个，《法律篇》就这两个本子吧。《理想国》本子就多了。我们也不单读《法律篇》了，其他的也会涉及，所以需要大家每次课都至少花一天的时间准备，不然没有办法讨论。有时我们会觉得很烦琐，如邓老师的那课我们有时也觉得很烦琐，就那么一句话一个词，每个人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特别烦琐，但是你要耐得住。后来发现一点一滴的并不是耽误时间。最初的是会这样，所以大家不能急，不能先就拿来第一卷，然后我们看这一卷讲什么，然后就完了。不能这样，我们会走不进去。到了后边我们
就可以快起来了，路子熟了，相关的背景知识我们了解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快些。
付子堂： 大家也不要吓着了啊，尽我们的能力，我们共同地来接受这样的训练。在讨论时，大家都要发言，王恒能否先讲一讲？
王恒： 因为我的一些思想和赵老师今天讲的基本是一样的，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有点重复了，现在我就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柏拉图呢，付老师下午已经把他的一些生平和作品大概作了一些介绍，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还是要把《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写的导言好好地看一看，不仅说到柏拉图的生平，还有很多细节，虽然王晓朝解读柏拉图的思路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里面提到的很多资料还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并进一步思考，当然，现在如果能复印到朱老师的这本泰勒写的《柏拉图》这本书，可能就更好了，因为这本书以前看到过一次，是当时行政法学院还没有合并，孙德鹏从法一系资料室借到的，印刷得不太好，后来我看了一下，后面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就算了。这本书应该说对柏拉图的各篇对话都介绍得比较详细。其中，在王晓朝写的导言里面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就是他谈到的关于柏拉图著作的真伪，我觉得应该说不属于我们考虑的范围，但是他对柏拉图著作的分类应该值得我们考虑，这首先是我们怎样能够从整体上来把握柏拉图的对话，不是说因为我们是法学专业的，解读柏拉图的法哲学的时候就仅仅将目光定在《法律篇》上，到底《法律篇》和哪些对话有关系或者柏拉图留下来的这些对话相互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以及历代的研究柏拉图的专家对柏拉图的对话是怎样分类的，他不同的分类方法其实就暗示着他对柏拉图的不同的解读思路和基本立场，因此王晓朝在他的中译者导言里介绍了几种比较有特点的分类方法，比如说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阿里斯托芬的，他的分类是比较有特点的，其中提到将柏拉图的对话按三篇一组分成几个小组，其中《法律篇》是与《弥诺斯篇》和《厄庇诺米篇》分在一起的，就是指当时《法律篇》、《弥诺斯篇》和《厄庇诺米篇》是柏拉图对话的一个系列，主要是因为在讨论的主题上情况有关联，其中《弥诺斯篇》就是专门讨论法律的问题，因为这篇对话呢，很多人认为是伪作，所以王晓朝在《柏拉图全集》里面也没有翻译，其他的单行本里面我也没有看到《弥诺斯篇》的中译本，就我现在手头占有的资料来看，我也没有《弥诺斯篇》的文本，但是施特劳斯曾经编了一个柏拉图的比较短的对话，每一篇都有翻译成英文并加以注释，其中就翻译了《弥诺斯篇》并加以注解，所以《弥诺斯篇》呢还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厄庇诺米篇》王晓朝认为也存在争议，但是可信度还是比较高，所以他把《厄庇诺米篇》放在了第四卷，把它和十三封书信放在一起，和《希庇亚斯篇》一起收在第四卷里。刚开始这个《厄庇诺米篇》的主题就是接着《法律篇》的结尾讨论了《法律篇》的第十二卷关于夜间议事会的长老们如何进行获得他们的智慧的学习过程，应该开设哪些课程，这是《厄庇诺米篇》主要讨论的，其中主要强调了天文学和数学的关系，对于把握柏拉图的思路呢，我觉得是应该最值得注意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是三篇一组的，这个基本上争议不大。关于《理想国》的分类呢，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将它与《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从讨论的内容来看的，讨论了《理想国》之后就讨论《蒂迈欧篇》，接着讨论《克里底亚篇》，其中《克里底亚篇》流传下来不完整，有的人认为柏拉图本来就是想写成这个样子的，他为什么要写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一个值得解释的地方。另外关于《国家篇》呢，还有的学者，特别是晚近的施特劳斯学派，都特别强调将它要与《会饮篇》和《斐多篇》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国家篇》里没有讨论的一些主题在《会饮篇》和《斐多篇》里都有一些另外的探讨，另外还可以把《斐德诺篇》加进来，因此我们在讨论《理想国》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与之有关的《蒂迈欧篇》，《理想国》中没有讨论完的战争问题，就是在这里面进行处理的。而且其实柏拉图也没有严格地处理战争问题，他自己也承认他似乎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把握战争的问题，所以他在里面命名的那个对话的人呢，后来就有人认为是修昔底德，而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对战争问题的处理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因此如果我们要更宽泛地讲柏拉图的对话可能还要放在当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背景来看，柏拉图出生的时间恰好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公元前427年，当时民主政治的领袖伯里克利刚刚死去两年，柏拉图当时的几个舅舅后来都是参与僭主政治的头目，后来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也讲到青年时期对政治的态度，因此当时的社会背景呢，比如说公元前423年的时候，阿里斯托芬上演的喜剧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背景，因此在这样一个战争的年代，而且在战争甚至成为社会的主题的时候，柏拉图的对话里却出奇地回避战争这样一个问题，至少没有正面地触及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尽管《法律篇》的开篇和结尾都好像是以战争的问题作为起点和结束的，但实际上柏拉图并没有正面地论述战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对这两场希腊战争的经典论述，比如说希罗多德在《历史》里面对希波战争的记载，和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处理战争的方式是没有正面展开的，这是柏拉图对话里比较重要的，另外在柏拉图对话里还有一些比如说《政治家篇》，与《政治家篇》相关的一般被称为《智者篇》和《克拉底鲁篇》，有的时候把《泰阿泰德篇》也归入到这个系列里面去而把《克拉底鲁篇》去掉，但是阿里斯托芬把《泰阿泰德篇》与《游叙弗伦篇》和《申辩篇》以及《克里托篇》联系在一起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泰阿泰德篇》和《政治家篇》以及《游叙弗伦篇》、《申辩篇》、《斐多篇》和《克里托篇》都发生在苏格拉底已经遭到雅典的起诉和审判，最后饮下毒酒的这一段时期，都是算柏拉图对话分类里面的一些细节，这可能是我们进入到具体的《法律篇》的解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到的第一点，就是要搞清楚柏拉图的对话到底应该怎样分类，不同的分类可能就预示着不同的主题以及进入这个主题的恰当的视角。比如说柏拉图的对话有一种分类的方式就是他的一些对话是以人物来命名的，比如说他写了《高尔吉亚篇》，写了《普罗泰戈拉篇》，然后还写了《斐多篇》，都是以人物来命名对话；但是有的对话则是以事物或讨论的主题来命名的，比如说《理想国》可能就应该更准确地翻译成《政
治篇》，根据希腊文，《政治篇》或者《国家篇》可能更准确一点，这是他讨论的主题。还有关于《法律篇》也是根据他讨论的主题来命名的，而《会饮篇》就不同，它是一个事件。所以柏拉图命名他对话的方式，可能在他相同的命名方式之间就蕴涵着一些联系，如果我们读得足够细致的话，也会需要进一步思考，当然也需要我们将柏拉图的对话读完以后，才能将这些隐秘的线索梳理出来。另外关于柏拉图的对话需要考虑的一点，今天下午赵老师也提到了，赵老师是从经典解读的角度来谈柏拉图的对话的，就是柏拉图的对话你首先不要认为有什么错误，或者即使有错误有时候也要比我们所谓的正确有意义和深刻得多，但是在我们历代的对柏拉图的研究中呢，经常会对柏拉图的对话进行分期，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的著作，在《柏拉图全集》中，无论是汪子嵩写的序还是王晓朝写的导言里都提到了关于历代对柏拉图哲学分期的问题，到底柏拉图的哲学应该怎样来看，是不是有个青年柏拉图、中年柏拉图、老年柏拉图，他的哲学有一个转变，或者甚至说从他中期的《理想国》转向晚期的《法律篇》的思想，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早期柏拉图、中期柏拉图、晚期柏拉图，那么可能柏拉图的思想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可能他的思想有一个内在的转变过程。如果存在这个过程，那么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的转变可能归结为一个时间的问题，比如说柏拉图确实发现他中期的，比如说相论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他对他的哲人王的问题产生了质疑。如果我们承认柏拉图的思想有分期的话，那么我们在他的《法律篇》里面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柏拉图的思想不存在有分期的问题，柏拉图写作的时候，他的对话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不同的风格。可能应该从他论述的主题去考虑，我们考虑柏拉图的对话，考虑《法律篇》的写作风格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在中译本的导言第25页，施莱尔马赫就认为柏拉图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哲学目的，有完整的系统框架，所以他后来写作对话，先写哪篇，后写哪篇，哪篇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他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是说他一边写，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了罗尔斯的观点就信仰了自由主义，过两天接触到德里达，又觉得罗尔斯的观点有问题，又开始搞点儿后现代，过个几年又遇到某某人了，我们的观点往往处于变化中，因此以后如果要研究我们的思想就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但是在柏拉图这里是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测的，即在他青年时期他的观点就已经成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柏拉图大概是28岁，应该算是他的青年时期，而苏格拉底据说没有留下任何的文本，不知道他对柏拉图的秘密教导到底有多少，比如说他叮嘱柏拉图可能说等我死了以后你才能开始怎么写作，而且在我的观点里面有哪些是只能传给你的，可能另外一些是我在公开场合是可以跟另外的人说的，到底苏格拉底对柏拉图有些什么秘密的教诲我们可能存在一些揣测，但至少苏格拉底是明确地吩咐柏拉图在公元前399年他一死，就明确要求柏拉图马上离开雅典，到其他城邦去周游列国，为什么苏格拉底教了这么多学生出来，却只给了柏拉图这个任务或者说临终的遗嘱，为什么他没有叫色诺芬或者其他学生到处走走啊？比如说柏拉图在《斐多》里面还没有出场，在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没有在他面前，为什么苏格拉底偏偏要叫他在自己死后去周游列国并回来开始考虑写作对话，甚至我们不排除怀疑用对话进行写作这个行动也是苏格拉底死前就已经叮嘱过柏拉图的，告诉他需要时间，可能等他游历回来就可以开始行动，可能我们可以采取展开这种揣测或想象，那么苏格拉底之死到底对柏拉图意味着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在苏格拉底死的时候，柏拉图的思想其实就已经成熟了，他后来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针对不同的主题，将苏格拉底已经成熟的思想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个途径，可能对柏拉图写作的意图有一些不同于往常的哲学史研究的境界，当然这个观点可能比较大胆，不一定有足够的文本证据的支持，这是我上学期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想到的一点，这涉及作为立法者的柏拉图该如何书写和行动的问题。在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是否已经意识到希腊的城邦制度气数已尽，希望柏拉图的书写召唤一种新的可能性呢？我们从西方的政治史来看，希腊的城邦制度在苏格拉底死了以后，后来确实没有成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主流，尽管在文艺复兴时期，像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城邦曾经短暂地复兴过城邦制度，但是他的精神意向其实已经与古典的城邦实质上是不同的。罗马的这个城邦严格说来也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他对语言的态度、对物的态度，以及对行动、对政治的理解也不同于希腊，因为希腊的城邦制度，可以说到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在实践上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当然在语言、在思想中，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这里终结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最典范地表现了希腊的城邦理论已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奏响了希腊城邦的丧钟。后来亚里士多德教导出来的学生开创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就已经在考虑帝国这个问题。而帝国的问题在希腊这里也是存在的，只是后来好像没有落实到行动里面，苏格拉底教导出来的这个最伟大的学生，我们除了知道柏拉图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学生就是阿尔基比亚德。阿尔基比亚德当时鼓动希腊人搞这个西西里远征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看到可能这个帝国的理论说不准接下来就是西方人新的政治可能性及其秘密所在，但是当时阿尔基比亚德可能知道希腊的城邦理论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城邦，后来看他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可以归结到希腊城邦内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帝国的问题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个战争问题：一个帝国产生的时候，肯定是战争结束的时候。但是一个帝国的诞生就是靠征服或者战争建立起来的，因此考虑帝国问题就是将政体问题置到次要的位子，将国家、城邦的一个内部问题置于了外部问题之下。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强调了一个城邦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它内部的问题，而是它外部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提到他的讨论，他更多讨论的是城邦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讨论城邦内部的问题。后来从讨论城邦外部的问题开始，来控制、来规定对城邦内部问题的探讨，这其实是整个现代思想的一个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的精神从马基雅维利对君王论的探讨的开始，一直到后来格劳秀斯讨论战争与和平法，包括到后来康德论永久和平，还有黑格尔论世界历史，整个现代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精神都是从战争这个问题或者国家或者城邦的外在性来考虑。他认为这是一个比内在性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城邦的外部不能得到解决的话，
你内部建设得再好，这个城邦也是脆弱的。尤其当时的城邦为了保证一个城邦，一个好的城邦不能太大，因此很有可能被一个外的城邦，一个大城邦，不讲理的城邦把你毁灭。因此在柏拉图对话之前，希腊的战争问题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外部问题。在此之后，外部问题也是很突出的。当时为什么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随着城邦的衰落迸发性地表现出对政体问题的注意，可以说是最典范的探讨。柏拉图之前，比较重要的，像这个当时希腊的精神是由荷马史诗规定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主要也是讨论一个战争问题。因此在柏拉图这里，我们考虑哲学的分歧，或者考虑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死呢，我觉得还得考虑战争问题，我们考虑战争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这涉及柏拉图的写作。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柏拉图为什么要写作，当然他的写作也是很隐讳的啦，但是他毕竟写了，柏拉图的这个写作动机，从哪里来，怎么解释，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是应该从城邦的衰落以及城邦需要召唤新的立法者这里来考虑。柏拉图通过写作来终结一个时代，或者说为能读懂他的书的人来开创一个时代。因此关于柏拉图的这个分歧，这个思想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另外，在王晓朝写的这个序言里面，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对话的文体，他为什么采用对话体的写作，到底当时对话体的写作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当时在柏拉图之前，写作的方式主要是分为三种：史诗、抒情诗，还有一种就是由悲剧诗人和喜剧诗人发起来的戏剧诗。柏拉图的对话是介于戏剧诗和抒情诗之间的，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文体。但是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写作方式就不同了。亚里士多德已经不采用这种文学化的写作方式，采取的是论文式。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是自然科学的开端，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很多动物学啊，植物学啊，政治学啊，逻辑学啊，都是从亚里士多德这里搞出来的。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啊，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不再具有文学的特质。因此，柏拉图不管他怎么强调哲学、政治哲学，怎么驱逐诗人，驱逐诗歌，但他本人在用文学或者诗歌这种体裁，我们可以说是柏拉图更新的体裁，不同于史诗，或者赫西俄德的教谕诗，西蒙尼德斯和品达的抒情诗。另外，就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来讲，柏拉图与文学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而且据说青年时期呢，他的一个非常大的抱负就是与索福克勒斯一决高下。他当时写了很多戏剧，但是后来他把这些戏剧全都毁了，跟着苏格拉底搞这些，后来导致尼采认为苏格拉底败坏了希腊土壤上长出的两朵最美丽的花朵即阿尔基比亚德和柏拉图。尼采认为柏拉图如果不是遇到苏格拉底，可能西方就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呢，柏拉图的作品里文学或者诗歌的特征呢，确实我们觉得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在外型上表现出来的，甚至是在文本的内部，举个例子，在他的《理想国》里面，尽管他的理想国里面存在排斥诗歌，为哲学辩护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他的理想国的基础建立在高贵的谎言上的，高贵的谎言很难说是一个哲学的推理。他在理想国第三卷结尾的时候，谈到的高贵的谎言很可能就是诗歌式的。因此，之所以我们对诗歌感到困难是因为我们现代人对诗歌的理解不同于古代了。柏拉图这里，我们不从现代人的观点，要从古代人的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的时候，诗歌这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柏拉图时代的诗歌所承担的功能和本质都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经过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现代诗歌的精神已经不一样了，与当时柏拉图不一样了。因此，所理解的诗歌这个问题呢，他还与一个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神的问题。柏拉图的对话里面，可以说不是最核心的，但是他总在关键的地方出现神话。这个我们也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这个《斐多篇》、《斐德诺篇》、《理想国》甚至包括《法律篇》，他都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当没法论证下去的时候，他总是靠这个神话来把这个问题解救。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和康德不同的想法，柏拉图的《理想国》理念论你如果从其他角度来讲，确实康德是把他批判得透彻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回到这条路上去了。后来，海德格尔沿着康德的这个路子，在《路标》里，比如说《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这篇文章，他彻底深化了康德对柏拉图的批判。从理念论这个角度来理解柏拉图确实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柏拉图本人真的是以他的理念论或者相论作为根本，在哲学史上好像曾经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晚期感觉到柏拉图的对话里面，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理念论的神话就是逻各斯里面那个神话叫什么斯来着，米索斯神话，到底是什么关系是值得考虑的。柏拉图的这个问题呢，就涉及他在《理想国》里面谈到的哲学与诗歌的问题，涉及哲学与神，或者说法律与神的关系问题。因为当时古代这个法与我们现代不一样，我们现在的法呢，特别是从18世纪以后呢，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也好，还是这个议会主权也罢，在大陆法系呢，他是通过国会来进行立法；在普通法系呢，他是由普通法院或者衡平法院的法院通过案例来制定法律。但是在柏拉图的时代以及以前，他是由诗人所歌唱的奥林匹亚神来制定的法律。他的法律的传统呢，是与神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法律篇》的开篇呢，雅典的陌生人才会问当时的克里特的老人和斯巴达的老人，斯巴达的法律到底是来自人的制定还是神的制定？他们都说斯巴达的法律是阿波罗制定的，克里特的法律是由宙斯的儿子弥诺斯制定的。因此，神的问题，在当时是与法律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现代人，在经过了启蒙运动和世俗化之后，不再考虑。法律与神的问题在我看来，恰好是柏拉图的《法律篇》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在柏拉图的《法律篇》第十卷里，他对神学问题的探讨，几乎规定了他对法律的探讨是否可能。在第五卷里面，在关于法的契约里，他谈到的敬神和第十卷里面他对城邦的立法探讨即将结束的时候，他都是以法律和神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柏拉图这里呢，在当时呢，神的问题又是与诗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人作为人不可能知道神，当时关于神的谱系，关于神的行动和神的传说呢，都是由诗人告诉我们的。当时的史诗诗人荷马或者教谕诗诗人赫西俄德或者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基本上树立了当时奥林匹亚神的传统。奥林匹亚神的传统可以说是由这几个人来塑造的。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是在于当时诗人塑造神的时候呢，神这个问题又恰好与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神的问题是与战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歌颂神明，也是在谈战争的，所以在战争中人才能真正地显示自己，来显示人的高贵。因此，当时在史诗或者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那里，讨论英雄时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战争时代。因此，柏拉图对荷马、对奥林匹亚神的反对，以及对战争有意的忽视呢，我觉得至少是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