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三 文章邓正来：我的学术之路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ef7e06348d7c1c708a1459d
与实践课题然后进行深入地研究。第三点就是，在知识研究的时候，不断对知识进行反思，对现有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规范进行反思。以十年磨一剑的平实、持恒的精神，细致地进行学问研究。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我有一个问题，邓老师刚才提到正在进行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批判，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实践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不佳，同时学术界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想了解邓老师对哈耶克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主要的观点和构架。谢谢!(掌声) 付子堂：
在几位老师做了评论以后，邓先生再做一个回应。由于邓先生今天的身体不是很舒服，还是让他先休息一下。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赵明老师已经过滤了一遍。但同学们提问也要把握一下，不是每个提问都值得邓先生回答。（笑声）所以，赵老师先过滤一下，我再帮他念一遍，再由邓老师回答。接下来我们有请行政法学院王学辉教授做一个发言。大家欢迎！（掌声）
王学辉： 不好意思啊。（笑声）子堂教授既然点到名了，就没有办法拒绝了。我一直坐在下面，他第一次叫我，我说我不上来。因为基本上我能够走入现在的这个领域，我觉得我受邓老师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不敢来点评他。在我曾经写过的几篇有关法理学和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文章当中，实际上我比较早的时候就读过邓先生的那本《国家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我觉得眼前一亮啊，怎么还会有人关注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所表达的这样一种热爱。当时我觉得非常激动，我觉得我搞部门法学需要有这样一种理论支撑，所以就把那本书狠狠地读了一下。（笑声）就在今天，在行政法学有些问题上的分析，也得益于我对国家结构这个层面的关注。所以在这里我首先要表达我对邓老师那份感激之情，谢谢他!(掌声)另外，我听了他个人学术历程的介绍以后，我也有几个疑问，这些疑问也只能说是对他学术上一些问题的思考。我在考虑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教给我们如何观察中国社会这样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他走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同时也有其他的一些道路，有三元结构这样一种称呼。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时候，柳宗元实际上就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增添了一个中间阶层的论述，我看了以后体会还是比较深刻的。从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层面上说，我最后还是接受了邓先生的观点。但我觉得这可能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其一。就那个学术规范化问题来说，的确我们邓老师开了一个先河，或者说是“始作俑者”这么一个表述，还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就学术规范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关注同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学术基础能不能承受你所推行的这样一种模式？简单地请教一下。我基本上把邓老师翻译的那些书看了一遍，也致力于今后看有什么机会关注法理方面的问题，也想同时拜在法理的门下。（笑声）我觉得这样对我搞行政法可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今天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原来我没有准备，反正觉得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通顺，是吧？（笑声）我心里比较激动，谢谢大家，也谢谢邓老师！（掌声）
付子堂： 感谢学辉的激动！（笑声）下面，我们请邓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然后再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大家欢迎邓老师！（掌声）
邓正来： 非常谢谢四位先生的——实际上不是点评而是赞誉，但是过奖了，我会把你们的这些赞誉作为我自己进一步做人、做学问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宗智兄提到的我对哈耶克的批判，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任何场合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原因不是没有做过这个研究。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国度里面，不是说诸位，而是有些人学风真的很不好，很担心还没写出来他已经把你的东西莫名其妙地拿出来了，（笑声）而且很怪异地拿出来，所以请宗智兄原谅，我到时候一定会把我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的手稿送给你。（掌声）关于王先生刚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二元框架，我记得昨天在与研究生朋友们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提到过了，1994年开始我已经在反思这样一个基本框架了，到了1997年以后，我甚至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我现在去做全球化问题研究，就是试图超越实体性的国家和实体性的市民社会这样一种分析状况，在这个分析状况当中它最大的弊病，是我们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一种同质性的实体，而我们看不到它当中无论是因为某种人为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因素所导致的不同，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战略当中我们很难看到这样一种活生生的、非常生动的变化，从而我们也看不到市民社会需要市民社会化的问题，确实像王先生所讲，确实对此前的理论来讲，这是一种进步，这是一种修正，但是它确实依旧存在着问题，不仅是需要修正，而且需要批判。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即我们现有的体制和现有学术水平能否承受得住我所主张的中国学术规范化的问题。对于当代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永远都不能停止，无论能否有效，无论有多少的理由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进行反思，我们不进行批判，是我们的失职。非常感谢四位先生的赞誉和对我的要求，谢谢！（掌声）
付子堂： 下一个阶段，由邓先生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刚才赵老师清理了一下，选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邓先生，今晚您谈到了您的学术之路，您是一位“在路上”的学者，究竟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呢，还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您究竟是在行走还是在挣扎——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几十年的奴役之路而挣扎呢？
邓正来： 谢谢这位学生的提问。它一定不会是一条奴役之路，作为一个生命体，我是指自己，我特别珍惜生命也特别热爱生命，我肯定不想活在奴役状态之中，我经历了18年的自由之身。（掌声）但是我还是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但是你一定不要担心，我一定走自由之路。（掌声） 付子堂： 我们祝愿邓先生永远自由！（笑声）第二个问题：邓教授，您是怎样评价您的译作《法理学——法哲学
及其方法》？
邓正来： 我想说明一下，大家如果有很多条子，由于时间的原因，我来不及回答，尽管按照我个人的性格，我是愿意回答的。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去我的学堂提出来，我的学堂是可以随便上去的，大家可以提更多的问题。还有刚才的那个问题，怎么评价这个《法理学》，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是说我翻译得怎么样还是这本书怎么样，博登海默先生已故去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对于初学者或者想掌握法理学的基本知识的学者来讲，我认为它是一本必读之书。张文显先生好像在这里告诉过你们说这是一本必读之书，我可以告诉大家，确实是一本必读之书，但是诸位一定要知道，理论是很多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会怎么看待这本书，希望我们在网上交流，谢谢这位同学！
付子堂： 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总量控制一下怎么样，九点半你觉得怎么样？（邓正来：你们都是领导，咱们听领导的）因为我们昨天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会，由于主持的时候没有把握好，时间长了些，邓老师也挺累的。下面一个问题：邓老师，作为一名学者，您认为今天中国的学术自由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第二个问题：学者与政治之间应保持怎样一种关系？第三个问题：在今天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的中国，学者处于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否直接研究社会转型问题，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转型，学者与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关系？
邓正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术自由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作为每一个读书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我非常理解，但是我坦率地告诉诸位，在今天的中国这么一个制度安排结构当中，我们有相当多的自由去进行我们的学术研究活动，这是真话。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一文中专门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开始就提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学术的发展和它的落后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吗？在当时的一般观点当中都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我看来却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支配，它要有效的话，一定要取决于被支配者的合谋和共谋，否则它是没有效力的，我想告诉诸位的是，在更严格的制度安排下，在拉美国家，在东欧国家，他们的学术、他们产生的大师要比中国多得多，究竟是我们的外部条件不行，还是由于我们和这个外部条件的共谋使我们中国的学术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所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你只要进行你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问题，学术政治的问题，我们必须关心政治，但是对不起，你要用学术去发言，你所遵循的就必须是学术的逻辑和学术的那个道来支配的你的学术生产，你不能像大街上的平民用日常知识，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但是你不能用那种语言和那种方式去处理问题，因为你是读书人，你是学者，你应该用一个学者的方式去对待你所研究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你得去研究。就像现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了，又出了一大批以此为荣的宪法学家了，到底是宪法家还是宪法学家，他们对宪法背后的理论真正知道多少，作出了多少的知识贡献，他们在宪法修正的问题上作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值得肯定和承认的，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把这样一种贡献误作为一种知识的贡献，这是两种不同的活动。关于第三个问题，逻辑是一致的，我就不想多谈了，谢谢！（掌声） 付子堂： 下面一个问题：邓教授，在2004年第3期的《读书》上，崔之元再次提倡了他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用以解读当下的社会及个人存在困境，那么，以您在第三条学术之路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您是如何看待和解读当下中国的社会呢？而在您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建构中，是否也连带解决了这个问题？
邓正来： 崔之元的文章吗？非常谢谢这位学生的提问，呃，对不起，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原因不是因为我不能得罪我的朋友，在学术问题上我可以得罪他，但是我确实是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但是我回去看一看，以后我们再交流好不好？谢谢！（掌声）
付子堂： 下面一个问题：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价值多元化早已成为一种潮流，请问邓老师，在以金钱作为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今天，如何遏制中国知识体系的“垃圾现象”？
邓正来： 这个问题不好搞啊，挺难的。我认为，必须从每个人自己做起，我们不生产垃圾，我们拒绝生产垃圾，我们罢工。（笑声）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你们有更好的理由，我们所有的作品是由纸张做成，而据我所知，我们基本的纸张都是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树木，就从这个理由，我们应该拒绝生产垃圾。两年前，我把我研究哈耶克的法律哲学的三篇论文交给法律出版社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加上一个附录，没有这个附录我不出版，他们看到了以后非常高兴。有位非常重要的法律哲学家，叫迪亚兹，他的成名著作，英文名字叫“Two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法治的两个概念》，他写了一篇长论，叫“Hayek On The Rule of Law”——《哈耶克论法治》，我翻译成中文之后，有六万五千字到七万字，我把这篇长文附在我的书后面作为附录。我在序言中明确交代，是为了让读者有一个比较，请诸位看看我做的哈耶克的法治的研究与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教授迪亚兹先生所做的研究是否存在差距，是他比我差还是我比他差，我交给读者去看，这就是我认为的拒绝、杜绝知识垃圾生产的最有效的方法，谢谢！（掌声）
付子堂： 也许是我没听清楚，请问邓老师，您说您花了八年的时间翻译积累准备批判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那么八年前是什么使您决定进行这一批判？换句话说，您是否是为了批判而去批判？谢谢！
邓正来： 非常谢谢，其实昨天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在前面的我的简短汇报当中，两次提到我所做的研究，不论是哪个领域的研究都最终回到一个问题，亦即我自己的理论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社会秩序的形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这是因为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一脉到哈耶克的理论，他们对这样一个社会秩序问题给予了非常高度的关注，而做出了他们的解释，我带着这样的疑惑去阅读我们前辈著作的时候，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论来回答我自己的问题。如果哈耶克理论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会非常高兴，但是非常遗憾，在我阅读它的过程当中，我发觉他的解释不能满足我，不能解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我说我可能要去研究康德和罗尔斯这一脉自由主义原理，也同样的，我
期待着他们能回答我。但是对不起，如果他们同样不能解答我的问题，我就要诉诸黑格尔一脉，并由他们来回答，如果他们也不能回答，而同时上帝也给予我更多的时间，我也许会尝试着自己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掌声）
付子堂： 现在邓老师由于嗓子的原因，讲话有点吃力了。下面我就把剩下的问题统统念完，然后请邓老师再来回答。尊敬的邓先生，在我看来，您是靠翻译起家的，（笑声）请问：第一，您如何实现了由翻译家到法学家的转变？第二，您认为当前中国法学界在翻译外国法学著作方面存在哪些不足？您认为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尊敬的邓老师，严复对翻译的概括是“信、达、雅”，我是想请教一下，您自己对翻译工作的标准是什么？下面有两个问题：在目前的许多著作已有中文版的情况下，我们在学习时如何对待中文著作和外文原著？第二个问题：英文原著一般能从何处获得？下面一个问题：尊敬的邓先生，通过阅读您的作品，特别是译著，感佩您在文学驾驭及运用外文方面达到的高超境界。作为一名学生，向您提起这方面的问题，恳请得到您的指点，即：一，如何练就提高文字驾驭能力？二，请您介绍一下，在法学研究中，收集及运用外文资料方面的经验。如能详细介绍及回应，不胜感激，谢谢！ 下面还有一个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等会再说。（笑声）您先回答，讲简单一点，不要太累了。
邓正来： 其实这几个问题都是主要关于翻译或者和学术研究略有关系的，实际上，我在1984年，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出专著了，当时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在李浩培先生的指导下写的，叫《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从那以后五年，我再没有写过一个字，是因为李先生、王铁崖先生、陈体强先生他们告诉我：正来，你应该去多读一点其他领域的著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不要把你的事业局限于这个领域之中。我非常感谢他们。实际上在那个时间段当中，我阅读了非常非常多的原著，走过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这些弯路对我都是有意义的。我自己一边读一边翻，我有这个习惯，就是精读地翻译，精读的翻译方式，但都不是为了翻译，不是为了发表。只是朋友说：邓先生，有什么译著可以给我们吗？我说你们那套书是什么样的书，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贡献一本。我这些译著可以不发表，所以我叫它研究性翻译就是这个原因。至于英文原著的阅读，我建议大家，在阅读一本比较有名的著作的时候，注意看它的注释，去看开列了谁的著作，然后我们想尽办法去找那本著作，来看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然后去看它的参考文献，去寻求这个题域当中更丰富的文献。至于介绍外文方面的资料如何掌握，如何去寻得这些资料，去我的“正来学堂”，我上面都有，我会不断地给你们推荐。谢谢！（掌声）
付子堂： 好，最后一个问题：邓老师，请问您为什么把学术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您可曾感受到来自私人情感方面的压力，您是如何去处理的？这个问题要由邓大哥来赐教。（笑声） 邓正来： 私人情感方面的压力，没压力。（笑）呃，我的女儿在一年级的时候就谈恋爱，（笑声）到现在五年级，她已经失恋很多次了。（笑声）学校的老师知道我和我的女儿有非常好的平等的关系，就问她，难道这事你爸爸也支持吗？她说，对，我爸爸支持。（笑声）老师听了以后感到很纳闷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说，老师，是这样的，在学校里听你的，回家以后听我的。我告诉我的女儿，爸爸小时候跟你一样，（笑声）（付子堂：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女）但是，爸爸跟你不太一样的是，我不仅有很多非常好的异性的朋友，还有同性的朋友。我告诉她，当你去喜欢一个人和你被喜欢的时候，在这么一个60亿人口的地球上，这是最难得的，最宝贵的。无论出自什么样的原因，我说你都要珍惜。所以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压力。但是我之所以把学术研究当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再有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掌声）这个鱼塘多小，这个人多小，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世界有多大，这世界是无限的。我告诉朋友们，我不喜欢玩，不是我不喜欢自然，不是我不喜欢大海、大江、大山，当人们把它作为对象欣赏的时候，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在我的心里，我的心足够大。（掌声）同样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你要是真的有这份爱，就不会有条件，你可以什么都舍弃，你觉得什么都不会重要，这就是爱，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掌声）
付子堂： 希望各位同学能向正来大哥学习，热爱知识，热爱生活，热爱西南政法大学，在感情问题上不要有压力。（笑声、掌声）由于时间关系，考虑到邓老师的健康，我们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大家。（掌声）非常感谢刚才提问的同学，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回答的问题，可以到“正来学堂”，由邓老师到网上给大家一一解答。今天晚上让我们大家了解了学者的学术之路，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学术大师的名士风采。这里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再次向邓老师表示感谢！（掌声）下面我还想说一下，这次邓老师来我们学校进行学术访问，大概的安排是这样的：邓老师是前天晚上到达的，昨天就搞了一个学术座谈。今天我们举行了这个聘任仪式，从今天晚上开始，可以说，从前天晚上9点钟开始吧，邓老师就正式成为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一员了，以后大家可以多向邓老师请教。明天晚上由科研处安排，邓老师到渝北新校区参观，再做一个讲座。回来还要和研究生举办一个书评讨论，邓老师有一本新著，书名叫《规则·秩序·无知》。希望我们法理专业的研究生把这个书评讨论当做是一个正常的课来参加，其他的同学如果愿意也可以参加。还有，欢迎同学们能够踊跃进入“正来学堂”，登录这个网站（dzl.legaltheory.com.cn）向邓老师请教。最后，祝愿邓老师全家每天心情愉快！也衷心希望邓先生、邓太太及其女儿常回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看看，西南政法大学永远是你们的家！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大家晚安！（掌声）
（整理：廖克环、吴晓东编校：王海琴）付子堂等：柏拉图《法篇》研究导论 柏拉图《法篇》研究导论——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
博士生经典解读课堂实录
付子堂： 把“西方法理学”和“法学经典研究”两门课合在一起上，这是导师组反复研究的结果。这个学期我们主要研究柏拉图，以柏拉图的《法律篇》（编者著：即《法篇》，下同）为主，希望在最后能有一个研究成果，即“柏拉图法哲学研究”。
研究法理学必须对法理学这条线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但我们在认识当代法理学问题的时候必须在源头上找到一些解释的根据。因此博士生和硕士生对中国和西方这两条线都必须有一个认识，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研究西方法理学也必须从源头上做起。只有对西方法理学发展之源有一个认识，对这个源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准确的把握，我们才能够对整个法理学特别是西方法理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我们的学术传统就是强调基础，强调对学生基础的训练。从法理学来看，基础的训练就是强调对原典的研读和把握，因此要求大家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要注意对一些经典著作的精读。当然，不可能对每一本经典都精读，但要尽可能地读一些原著。但读原著不能一知半解，一个学期哪怕是读一本书，只要读懂、读通就能够受益匪浅，对我们终身的学习和研究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上个学期我们选了几本书做了试验，取得了一定效果，当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个学期我们准备集中到某一个或少数几个的经典人物，从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来看的经典人物。在这些经典人物中我们要集中到一本或几本经典著作，来做更加集中的研究。这个学期集中在柏拉图，按照武汉大学邓晓芒老师的授课方式，逐段甚至逐句地讲解，不能大而化之。这种做法在我们学校刚刚推行，但在其他学校早已存在。沈宗灵老师早在20世纪80年代在给北大法理学专业的学生讲法理学的时候就把勒内·达维德（Rene David ）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印发给学生，一段一段地读。这样做对大家都有好处。
今天我们来研究柏拉图，先简单讲一讲为什么要研究柏拉图，然后再介绍一下柏拉图的基本情况，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进入柏拉图的著作。我们主要以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四卷本作为蓝本，同时大家可以参阅其他版本。所以要求博士生每人都有一套《柏拉图全集》。同时可以参阅张智仁与何勤华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柏拉图的《法律篇》。
作为第一节课，我们需要一个开场白或者说是“导论”，先简单说一下为什么选择柏拉图，因为他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是一个处于源头的思想家。法治思想、法学思想或者说是法律思想都有一个源流，包括研究当代法理学的问题，比如法和自由、法和正义、法和权利甚至法和道德等等也是如此。这个源就是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我们离开了古希腊、古罗马，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中国思想的源头当然也在古代，比如孔孟。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大家要注意中西的比较，建议大家看看已经有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是蒋庆的“关于柏拉图和孔子的法律思想比较”，收录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子法律思想研究》中。另一个是夏勇写的一篇文章，收录在刚刚出版的《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其他学者关于孔子与柏拉图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可以收集参考。从西方来看，柏拉图的影响非常大，现在讲的正义、和谐必须提到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和谐就是各得其所，各守本分。金银铜铁造就了不同素质的人，形成了不同的等级，有着不同的使命。柏拉图的法律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非常重要。我们的法治建设也有许多可以从柏拉图处得到借鉴。 在《哲学的历史》一书（马丁·奥利弗著）中，有对柏拉图的评价，说柏拉图的遗产意义难以评估，就是说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份无法评价、具有重大价值的遗产。“柏拉图的遗产意义无法评价，在林林总总的各色学派中，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哲学。”到目前为止的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吸收了柏拉图的思想因素。在后世哲学家的著作和基督教的教义中，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一直保持着巨大的辐射力，至今仍然适用。有些哲学史家认为，直到最近西方哲学才摆脱了柏拉图思想的控制，也就是说一直到近现代，西方哲学史都没有摆脱柏拉图思想的控制或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就像中国人对于法律问题的考虑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儒学的影响。每一个人在研究法律思想的时候都打上了孔子的烙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广而言之，整个学术思想史都受到了古希腊思想源头的影响即柏拉图的影响，即使有创新也是在批判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是我们要仔细对这些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研究的原因和意义。此外我们还必须对其他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研究。对于前人知道得越多，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有了一定的学术根基，才能对现当代的学术问题有一定认识。
接下来我们对柏拉图做一个总的一般性的介绍。大家在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之上再进入对柏拉图的《法律篇》的深入研究。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在古希腊哲学史中柏拉图起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苏格拉底的生卒期是公元前469年—前399年。亚里士多德的生卒期是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柏拉图是西方古代文明的主要代表。从西方法律文化来看，古希腊时期是西方法律文化的萌芽和形成时期，在这之中柏拉图起了奠基性的作用。著名的哲学家怀特海讲过，“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也就是在对柏拉图进行发挥和进一步解释。精神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柏拉图评价也相当高，说他是人类的导师。如果没有柏拉图的理念论就不可能有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马克思评价柏拉图说他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至圣。因此我们说在整个西方人类史上，柏拉图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孔子。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大词典中都将柏拉图作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我们要注意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kles），他有两个哥哥。柏拉图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古希腊的思想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因此柏拉图在青年时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由于其母亲是梭伦家族的一员，所以柏拉图也就是梭伦家族的第六代后裔。他的一生主要是居住在雅典，而雅典是当时古希腊民族文化的中心。柏拉图的最高理想就是：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