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钟鼓楼的社会价值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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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才会跨越有形无形地存在着的等级观念而去张家借阅英文原版书,以致引起张秀藻这颗少女之心的真情萌动。即使是同一单位的下属庞其杉,要跨入他的家门进行一次工作上的谈话,也需要克服那么复杂而又沉重的心理障碍;而这种心理障碍的形成,固然是他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所致,但于大夫拒客于门外的那种做派,难道不也是一个成因吗?当然,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虽不一定就有经常的交往,但却一定有其文化和信息的某种沟通,因而一旦生活赋予了某种机遇,他们便能立刻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进入无拘无束的侃侃而谈之中。这一点,即使对于张秀藻这样一位失恋的姑娘来说,也能促使她从单相思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愉快地与荀磊交谈起时间、历史、命运和使命来。

但是,当历史把两个本不属于同一精神社区的人结合成一个家庭的时候,那种文化上的共同成员感的缺乏和婚姻、道德的纽带便不可能不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澹台智珠和李铠的这场争吵,便是在这么个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以致激化起来的。当澹台智珠被文革折磨得身心俱残时,她确曾心灰意懒地退出了京剧舞台,以为永远告别了自己曾用全副身心去热恋着的事业。那个时候,她与李铠的结合是美满的。一个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另一个也需要得到妻子的爱。然而,他俩都未曾意识到,这种美满实际上是建筑在她无可奈何地从一个较高层次的精神社区里跌落下来,从而和李铠处于同一精神社区的基础上的。所以,当她一旦有可能重新踏上红氍毹时,她和李铠在文化上的差异便越渐明显,越趋扩大。尽管她不忘旧情,尽力弥补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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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文化上的这种“代沟”,但李铠却怎么也无法摆脱心理上的自卑感,在生怕失去她却又绝不甘心失去她的复杂心理支持下,不自觉地干着拓宽“代沟”的蠢事,以致澹台智珠的事业受到“师姐”的损害时,不但不能为其排难解忧,反而火上浇油地添乱。只有当李铠从酒店里那些和他同属一个精神社区的人们相处中得到了心理补偿之后,他才暂时地清醒过来,使这场时起时伏的争吵终于有了言归于好的可能。不过,存在于这个家庭中的文化冲突并未就此结束。作家在小说结尾处提出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暗示了两个必然的归宿:要末澹台智珠放弃对表演艺术家的追求而去迁就李铠的低文化状态;或者李铠最终摆脱心理上的暗影而与澹台智珠同处于一个精神社区,否则,文化上的裂痕终究要导致感情上的裂痕和婚姻上的破裂。

不过,在这个四合院里,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现象莫过于荀兴旺一家在这一天里所发生的一切了。当郭杏儿这个本该属于城市的姑娘从农村来到北京,寻找城市之魂和婚姻归宿时,她是满怀着喜悦和信心的。在她看来,妨碍父辈们“指腹为婚”心愿的实现仅仅是因为她们太穷了,而现在她们真正地富裕起来了,甚至比荀大爷家还要富,难道她和荀子哥的结合还有什么不能实现?但是,她决没有想到她所接受的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并不仅仅是个人收入上的悬殊。因此,当她满北京城地游玩,尽情地逛一逛百货大楼,直至买上四瓶最贵的酒和三盒蛋糕,让久蓄心中的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之后,她还是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冲击,从带电镀球的沙发、酒心巧克力、录音机音箱直到荀磊所喜爱的抽象派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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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挂盘、树根造型和磁夜猫子,这一切都使她既感到陌生而又新鲜,又感到惑解直至扎眼。她更没有想到这种文化差异,在她和荀磊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以致她很快就看出无论是父辈们的“指腹为婚”,还是自己曾暗想过的婚姻归宿都是不可能的。但郭杏儿毕竟是一位纯朴、厚道的农村姑娘,因此当她从这一切中“觉得磊子哥离自己更远了,因而心里反倒更加安定”。在这一点上,她所接受的农村文化使她轻易地摆脱了感情的纠葛,而与她同处于单相思境地的张秀藻却是那么艰难地从缠绵的爱情旋涡中挣脱出来。然而,我们又很难说郭杏儿的这种豁达比张秀藻的怨艾更弥足珍贵,以至要看作是民族的美德来加以赞扬。毕竟在郭杏儿的心目中,婚姻只是和“父母之命”联系在一起的而与爱情却无缘的终身大事。所以她虽然从未见过荀磊,却可以把这位陌生的男子与自己的终身联结起来,甚至抱着“撞撞俺的大运”的想法来到荀大爷家。从这里,难道我们不能嗅出积淀在农村文化中的封建意识的余烬所燃发出的残烟吗?但是,我们同样也不可就此而否定她的婚姻观。且不说和那些“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就一心想嫁个城里人的同村姑娘相比,其情感之高尚自不待言,就是站在同样不知爱情只知婚姻的城市姑娘潘秀娅面前,郭杏儿也显得更纯情得多。当潘秀娅从市民文化中汲取养份以铸成她那独特的“四喇叭精神”时,婚姻便不但与爱情无缘,反而与庸俗有姻了。相比之下,郭杏儿所接受的农村文化不是又显示出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面吗?

如果说,郭杏儿的到来意味着农村与城市这两个社区文化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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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那么,荀家父子在文化上的差异则意味着同一个家庭内的两个精神社区的又一次较量。但与澹台智珠和李开之间矛盾冲突迭起相反,作家似乎在荀氏父子之间有意识地寻找一条两种文化融合的道路。无疑,荀磊之所以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从许许多多普通劳动人民子弟中出类拔萃,成长为一名精通英语的外事翻译人才,主要得力于两个人的支持和帮助:那位中学英语教师满足了他那旺盛的求知欲,而父亲则为他树立了为人的榜样.显然,荀兴旺的正直\\善良、淳朴、重义这些主要得之于农村文化的品质,给了荀磊难以磨灭的影响,以致即使在他接受了和父亲完全不同的文化熏陶之后仍然能够充分理解和尊重自己的父亲。但是,低文化状态毕竟使荀旺兴无法理解自己的儿子。他可以容忍荀磊有一个充满“洋味儿”的里屋。也可以在“指腹为婚”这件事上无可奈何地作出让步,但他决不理解荀磊的“想当元帅”的事业,甚至在荀磊的译稿被毫无道理地退回来时,也近乎粗暴地打断了他和编辑的交谈,已维护长者的尊严。于是,代沟问题只对荀兴旺来说是存在的,而对荀磊却并不存在。作家以他那出众的艺术才华几乎使我们相信这道单向代沟的现实存在,但单向却只是作家的一次理想设计。事实上,作家在赋予荀磊这个人物更多的理想色彩的同时,也就有意无意地减弱了他的现实感,使他成了小说中唯一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郭杏儿和冯婉珠的那场引起两种文化冲突的交谈中,唯有他能沟通两者之间的认识隔阂,并且能站在一旁冷静地分析这两位都与他有关的同代少女从外貌、表情、衣着到语言、心理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这已经多少使人感到不那么合乎情理了。至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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