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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研讨会综述
摘 要：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研讨会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中国牧区人类学；草原生态；人文价值；研讨会综述
2011年12月2日至4日，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中南民族大学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举办的“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石河子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四川民族研究所、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社会科学院、琼州学院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和师生参加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等论题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与此同时，年轻学者也围绕会议主题借“青年研究生论坛”这一平台展开广泛深入的学术对话。
开幕式上，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中南民族大学许宪隆教授、石河子大学刘贡南教授分别做了简短的致辞，会议由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主持。 一、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草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成果之一，是当代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草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我国草原生态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3，这个区域内居住着43个少数民族，历史上由19个民族以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这些民族创造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在草原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各个民族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一整套文化体系与环境知识。这些草原民族的生态知识与人文价值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多元文化有机共生，各民族和谐相处都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恢复以来，已有许多研究草原生态与文化的成果面世，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中国草原地区正经历剧烈的变化，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社会问题如何解决，以及草原文明向何处去，这些问题都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推动相关领域的讨论与交流，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3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联合举办“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旨在对30年来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进行总结，讨论国内外相关研究形成的学术认识，推动中国牧区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二、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理论与经验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崔延虎教授做了题为“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简略回顾与思考”的演讲，他在研习所获资料的基础上，简略描述了国内近30年来牧区人类学研究的状况后指出，由于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草原地区之一，历史上从事游牧的族群和人群众多，在20世纪后半叶，虽然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游牧整体上处于衰退过程，但是仍有数百万游牧民存在，游牧人类学研究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他同时也指出，在过去30年间，由于牧区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发生的急剧变迁，从人类学视角研究游牧和牧区社会的成果，大部分属于应用人
类学的范畴，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如何从人类学的学术视角出发，通过田野调查，发现问题和提出如何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点与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占有主导地位的学术指向有着惊人的一致。藉此，他指出过去30年中国人类学牧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学术指向：第一，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解释；第二，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和文化状态的人类学认识和分析；第三，对中国牧区社会、生态环境、牧民生计系统和文化诸方面现实问题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和对策贡献。上述三个学术指向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其他两个指向相比，对中国游牧社会和文化的人类学本体描述和解释，显得相对薄弱。最为明显的是目前还没有产生类似西方人类学家写就的游牧社会和文化的标志性民族志作品，这与中国境内历史悠远绵长的游牧传统和数千年以来存在着众多的游牧群体的现实不相适应。由此提出今后中国牧区人类学研究的几个重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肯定。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许宪隆教授做了题为“共生互补：农牧空间与关系的再研究”的演讲，他认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对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缺一不可。不同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磨合中产生了适应不同自然环境，且自成体系的文化。我国自古以来以长城为界形成了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耕文化和以畜草为基础的游牧文化。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农牧业基本是并存的，但这两种不同经济和文化类型体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拉锯”关系。农业和牧业生存空间的大小会随着占统治地位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而发生变化。但无论怎样，在经济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农牧业是相互依存的。但近30年来，牧区除了受到农业的冲击外，以大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也开始向牧区深处延伸。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资本力量也开始在牧区扩散，如很多企业从传统的实业加工生产开始转向对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投资。对于牧区出现的这些新问题，他运用“共生互补”的理念来重新构建良性的牧业与农业、工业关系，以保持牧区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麻国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草原生态与人文价值的当代思考”，他是在田野调查与文献整理的基础上，针对内蒙古不同区域草原生态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来讨论人文因素与草原生态之间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草原，带来了“农随人进”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向牧业的渗透，导致了区域性草原生计模式的转型，成为后来草原生态失衡的历史人文因素。1950年之后的政策导向，特别是大农业思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草原生态的变迁。而上述变迁说到底主要体现在农牧矛盾这一传统的问题焦点上。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工矿业资本向草原的延伸，从本质上改变了草原的生态和人文格局，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面对不断变化的草原生态，以草原生态保护为核心的限牧、禁牧等政策，又引发了新的定居化或大迁徙运动。当相当多的牧民离开“有根”的草原，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无根”社会之后，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失衡。在一些地方，很多牧民从心理上、精神上呼唤着草原生态的回归。由此，从草原生态、人文生态和心态秩序来讨论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和人文发展，说明“文明”和“进步”的观念是如
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的“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对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效应研究”项目是由福特基金资助，他对工矿开发热潮给牧民生活以及传统文化、传统社区带来的冲击与各种影响和效应进行了汇报。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阿拉坦宝力格教授做了关于“论牧区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表述及其文化背景”的演讲，他认为：对牧区或牧民（包括游牧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在国际人类学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欧、美、中、日、蒙等国家的多名人类学家对非洲、中东、中亚、蒙古、中国的牧区或游牧民族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与深刻的理论探讨。但这些以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对中国的牧区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今，中国也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力求实现牧区又好又快发展。在这个时期对以往的牧区人类学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梳理并探索新的方法与理
论意义重大。因此，他主要对中、英、日、蒙等国的草原牧区研究理论与文字表述进行整理与比较，再结合他近10年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中国北方草原牧区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理论与表述，剖析体现于其中的文化背景及其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更客观的人类学草原牧区研究理论视角。 三、草原生态与社会、文化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乌日陶克套胡教授对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进行了比较；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那顺巴依尔教授做了“草原在‘不落的太阳’之下：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的变迁”的发言，他指出：游牧归根到底是基于一种以轮流放牧的方式利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生产方式。游牧文化所产生、传播的地域一般都是难以耕种的，具有土壤相对贫瘠、降雨量偏少、无霜期较短等特点。游牧民族在面积广阔的土地上，随季节的变化而游牧，以“将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们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生活其他所需”。所以，广阔的土地是游牧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游牧文化的宇宙观中，大（土）地是以女性的，而且往往是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的；上苍为男性，被人格化为父亲。在游牧社会，土地（草场）是共有的，尽管牧民在一定的范围里自由迁徙和放牧。牧民将土地作为整体来理解，在民歌、史诗等民间叙述中，土地以nutag（故土）、gajar us（水土）、gulumt gajar（灶火-地）、gajar oron（地区）等概念被表述，并且母亲（eh）一词组成eh nutag/eh oron（故土/乡、祖国）等衍生词。内蒙古随着移民、开垦、商业等现象的增多，一些地区的土地使用方式和土地关系从清朝后期开始发生较大的变更。但是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观念直到新中国成立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于乌兰夫实施“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牧区解放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但从合作化运动开始，内蒙古牧区经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运动，土地关系一次又一次地脱离传统模式，牧民土地观念也越来越带有精确化、功利化的“现代”色彩。他基于嘎查案例，对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土地关系和土地概念的变迁做了梳理和阐释。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的马威博士做了题为“论作为‘文化空间’的文化生态保护区——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建设为例”的发言，她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草原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为例，运用列菲弗尔、卡斯特、大卫·哈维等人开创的“文化空间”理论，分析现代化背景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中遭遇的“工具性理性与价值
琼州学院“海南省”民族研究基地的查干珊登博士做了“土地占有与狩猎民族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的发言，她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鄂伦春自治旗所做的田野调查，探讨政府为实现鄂伦春族的多种经营政策所推行“土地开发”政策与猎民社会分化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分化和职业分化两个方面讨论了鄂伦春族猎民社会分化的过程。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汪丹博士后做了题为“高原上的财富：白马藏族的生计变迁与牧业现状”的发言，她通过对白马藏人在生计实践中的生命体验与自主选择的分析，勾勒出白马藏族60年间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周亚成教授做了“游牧文化的转型及其方向——以新疆游牧民族为例”的发言，她指出游牧文化的特点在于流动性与开放性、自然性与经验性、互动性与权威性，她认为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保护是游牧文化转型的基础，在继承传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变革、创新，从而实现游牧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互渗和互动。
新疆石河子大学的聂爱文教授做了题为“食物、信仰及其游牧知识体系：新疆哈萨克族餐桌上的羊”的发言，她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收集，探讨了新疆哈萨克族食羊的过程及其复杂的礼仪和禁忌，并分析其成因，认为从哈萨克族的食羊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哈萨克族的价值观、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还能体验到游牧民对于羊这一食物的深厚感情和复杂的象征体系。
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古丽夏·托依肯娜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疆哈萨克族宗教
信仰现状及特点”的发言，她通过近年来的社会调查对哈萨克族宗教信仰现状及历史变迁进行比较研究，获得了新疆哈萨克社会宗教存在状况的一些基本认识。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陈祥军博士做了题为“阿尔泰山哈萨克游牧民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研究”的发言，他指出哈萨克人正是以四季移动的方式经过与草原长期相互适应后，生成了一套适应草原环境的游牧生态观和环境行为。这种植根于哈萨克游牧民对草原全面认识基础之上的生态观与环境行为，对于维系游牧民与草原生态的永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新疆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的马海寿博士做了题为“绿洲生态与新月社区回族生计方式研究”的发言，他从新疆天山北坡绿洲上一个典型的回族村落（新月社区）作为田野个案，以民族学、人类学思路探析回族生计方式的变迁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四、草原生态与牧区经济发展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李锦研究员做了题为“产权变革与青藏高原草原可持续管理——四川省红原县的案例研究”的发言，她认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产权排他性，进而在草原使用权私有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管理。她通过对四川红原县的研究，指出青藏高原的草原是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其产权非常复杂，应尽量尊重传统社会的管理能力，
中国社会
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的王晓毅研究员做了题为“干旱的社会成因和适应”的发言，根据他在内蒙古什克腾旗的研究发现：第一，水资源减少的不仅仅是降水减少，也同时是水资源利用，特别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竞争性利用所导致的；第二，牧业生产经营单位的缩小和草场的破碎化强化了草场的不合理利用，从而降低了牧民适应干旱的能力；第三，以购买牧草为主要手段的适应干旱的措施导致牧民大量借贷，并使他们陷入贫困。但是，牧民适应措施所带来的启示是重要的：第一，通过社会的合作以弱化干旱社会成因的影响；第二，有效的措施需要低成本和富有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杜发春副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牧区生态移民的现状分析和政策导向”的发言，他主要就牧区生态移民的主要政策、地方实践、生态移民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导向进行了探讨。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夏循祥博士后做了题为“倒置与遮蔽：生态文明观之下的生态移民政策”的发言，他认为：第一，移民是为了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而不是单纯地减少某一类人群的活动；第二，移民最大的目标应该是恢复生态或者抑制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而不是扶贫或者经济增长；第三，生态移民追求的是现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这一代人的利益为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讷木和吉日嘎拉教授做了题为“内蒙古牧区工矿开发与财富分配”的发言，他以内蒙古自治区镶黄旗和新巴尔虎右旗两个牧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工矿开发带来的经济发展前提下的牧区社会财富分配问题。他指出牧区GDP含金量并不是历来就低。也就是说，矿产资源大量开发之前的GDP含金量反而高，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而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居民分配到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苏德斯琴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审视草原地区矿产开发效应——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牧区为例”，他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四个牧业旗为例，就草原地区地下资源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效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矿产开发业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部分改善了社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矿产开发所带来的发展及其成果，过分集中于相关企业的利润或特定群体的收入水平之提高上，而不是更多地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和改善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荀丽丽博士做了题为“再造‘自然’：内蒙古草原生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发言，她立足于一个位于内蒙古中西部边境的荒漠化草原社区，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