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四 文章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和灵魂更新完毕开始阅读747cc9f29e31433239689317
个精神悲剧。鲁迅用他的锐利的解剖刀，就是这样透过孔已己的灵魂，把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文明道德的虚伪与无耻，以及它对历代知识分子的严重精神戕害，冷峻而深刻的剖析出来。
与孔已己相似的还有《白光》中的陈士成，但后者已完全丧失了可爱之处。这个陈士成,是一个没有运气,考了十六次也没有中试的老童生。不同的是,他出身于没落的豪绅阶级。这陈府有过它光荣的过去,“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在陈士成的心目里,他这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理应一步青云,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但他竟然会屡试屡败,这岂不是考官不懂文章,有眼无珠!封建科举制度和没落世家的妄自尊大,在他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一个种对功名富贵疯狂追求的欲望,一心指望“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侮,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时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多少次,多少次,这铺着锦绣前程的好梦,出现在陈士成的幻觉里,但一次又一次的考场失意,飘散了他的梦境。颓唐,空虚在袭击着他的无聊的私塾生活,而那好梦却又不因此而消逝。愈失意,愈狂热,为功名利禄燃烧起来的近似兽性的欲望,使他一次又一次把那纠缠着他的好梦,雕塑的更美满,更完全……但这毕竟是第十六次了,“这回又完了”,“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阻住了他的一切路” 。于是,那功成名就的倒塌的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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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为金银狂想的白光所代替――“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绝望把陈士成引向那无稽的谣传,而幻象又把他驱往变态的疯狂。最后终于在不能自制的狂乱中,扑向闪烁着白光的湖水,用生命去填塞了他自己手造的欲海。他和孔已己都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最后一批殉葬品。
二、失落和迷惘的知识分子形象
方玄绰、吕纬甫和魏连役，出现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时的沉闷的历史氛围中，他们属于失落和迷惘的一代。《端午节》中的方玄绰是一个表面上进步，骨子里落后的旧知识分子。他是“这些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代表。”从他的身份地位上看，他不仅厕身于高等学府，喜欢发发奇谈怪论，而且又混迹于官场，扭扭捏捏地做个政府的小官。这个知识分子加官僚的身份，使他说话做事充满矛盾，——“索薪”事件，更是使他不尴不尬，左支右绌，颜面尽失。从他的文化角色上看，他表面上是新式文人，天天捧着《尝试集》咿咿唔唔。但骨子里浅薄、市侩，在家里是坐吃等伺候的“家长”，在社会上是袖手旁观，静观待变的“看客”，是个披着新衣的旧式文人。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精悍敏捷的青年。早年同到城隍庙拔神像的胡子，因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而至于和同伴打架，虽显得简单卤莽，却充满着青春的血气方刚。然而十年之后，不仅面貌大变，而且精神颓废，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十年来“无非做了些无聊事，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把自己比做一只苍蝇，飞来飞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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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飞了一个小圈子，最后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尤其可悲的是，他竟教起“子曰诗云”、《女儿经》之类。小说表现了主人公身上的这些惊人变化，并追踪了造成这种生命疲软的生存原因。吕纬甫是一个在母爱的怀抱中，爱的能力和个人意志几被窒息的男人。尽管他已经可悲的感觉到了自己生存的无意义性，但迫于母亲的存在，他只能在日常事务的琐碎操作中，来勉强支撑自己，并取悦于母亲。他的生命就是在这无聊和自我鄙弃中日渐困顿与萎靡。小说中的母亲，不仅是造成吕纬甫生存虚无的直接因素，而且是深植于吕纬甫人格中的一个伦理“情结”。正是在这个“母亲”面前他丧失了男性意志而无以自我振作。所以他既恐惧于母爱，又恐惧于没有母爱的孤独，于是只能用一个被压扁了的心灵，去承受不得不承受的母爱与空虚的自我存在。
《孤独者》中的魏连役，反叛了那个社会，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因而被人们视为异类，一个“吃洋教”的“新党”。他原先有一个爱他的祖母，虽然他认为自己已“不配活下去”，但为了不让祖母“痛心”，他只能委曲的活着。祖母的死使他得以从爱与被爱中解脱了出来，对于这最后的诀别，他仪式般的作了最后一次“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的狼一般的长嚎之后，他感到了轻松，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为这个世界和他自己承诺什么。所以，为了“活几天”，他变卖了一切可以卖的东西之后，便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为了80元的月薪而做了军阀师长的顾问。正如他说的：“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他最后是以自己的堕落和良心的背叛为自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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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来毁灭这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黑暗世界的。
方玄绰不敢正视现实，吕纬甫和魏连役梦醒后无路可走，产生出沉落的情绪和精神的变态。他们曾经和黑暗战斗，而又终于被黑暗吞噬了。对于这一代，鲁迅既溶合了自己曾有过的切身体验去加以表现，又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他们的倒退进行了批判，暗示他们如果不改弦易辙是没有出路的。
三、耽于幻想，行为幼稚的知识分子形象
《伤逝》里的涓生、子君和《幸福的家庭》里的“作家”是受过五四洗礼的新时代青年，他们具有叛逆精神而耽于幻想，勇于追求幸福而思虑不周，行为幼稚，终于无力战胜冷酷的现实而陷入困境。涓生、子君冲破樊篱，满怀希望地建立了一个“宁静和幸福”的家庭，但他们没有把自由结合作为共同奋斗的起点，子君整日消磨于繁琐的家务，饲油鸡，喂阿随，甚至为之与邻居闹矛盾，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和魅力，也使爱情走向了死亡。这与争取婚姻自由时的子君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紧接着涓生被免职，吃饭成了问题，感情的隔阂更大了，子君回到她父亲身边去了。从旧家庭冲出来，进入新家庭，最后再回到旧家庭，这是子君的人生悲剧。而涓生则处于个性主义和旧思想文化的双层裂变、灵与肉的撕搏之中，“救出自己”，却不能超越自我，倒是由于子君的死，才稍稍觉悟到旧思想文化对自己的禁锢和扭曲，不但不再去从个人主义的错觉上越走越远，反倒主动写下“悔恨”，决心向“新的生活跨出第一步去”。茅盾说过：“《伤势》主人公幻想的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茅盾《鲁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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