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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基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自身的生理、心理特性与犯罪的关系，以及刑罚观念的不断进化发展，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应该多样化，尤其是对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更要灵活变通。近年来，随着非刑罚化思潮的兴起，恢复性司法的勃兴以及刑事审前程序的积极推广，我国在处理轻微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开始广泛适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并在司法实践中引进、试行了一些新型措施，取得了比较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因种种缘由，我国还没有建构一套比较完备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的法律制度，没能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应有作用。
鉴此，笔者拟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其基本概念入手，阐述该制度设立的理由，通过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制度立法、司法现状的考察找出其存在的缺陷，对症下药从多个方面提出完善建议。以期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视角。
一、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制度的界定
本文认为，所谓的非刑罚化是指刑事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的方式，对于某些比较轻微的犯罪或者较轻的未成年人犯罪以刑罚外的制裁方法来代替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前提是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它的内容或者核心在于用刑罚以外的制裁方法来代替刑罚，避免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对象有限，一般只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简言之，犯罪人的行为依据其性质（已经构成犯罪）已具备适用刑罚的可能性，但因其他量刑情节如犯罪情节轻微、属于未成年犯罪人等，不应或不宜判处刑罚，而以刑罚外的制裁方法来替代刑罚的适用。非刑罚化的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既可以在侦查阶段适用，也可以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适用。包括：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训诫，责令其监护人对其进行严格监护，同时要求其做
出一定的赔偿，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还可以责令其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接受治疗、接受就业培训等）或者提供一定的社区公共服务；检察机关对于某些案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以在起诉前终止案件，即通过采取起诉便宜主义实现非刑罚化；通过刑事和解实现非刑罚化，刑事和解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以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机制；通过诉辩交易实现非刑罚化，即被告人表示认罪或虽不认罪但也不进行辩解，以期换取撤消指控，获得从宽处理；审判机关通过单纯宣告有罪的方式或其他刑罚以外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实现非刑罚化。如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判处社区服务等。
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非刑罚性制度矫正的理由（一）身心发育不成熟必须采用非刑罚性矫正
未成年人在心理、身体方面发育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法律观均未形成。有些未成年人非常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干扰和侵蚀。生活中大量的不良思想和行为常常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如家庭、同学、朋友、公共场所等自身周围环境）对未谙世事的未成年人产生潜移默化的误导和影响。加之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尤其网络等媒体的广为普及，在给未成年人带来无限广阔的生活、学习和娱乐空间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具有反主流文化属性和大量含有凶险、暴力、恐怖、色情等刺激性内容的知识和信息。这些知识和信息凭借灵活多样、极具吸引力和极富趣味性的传递方式，使得极度缺乏鉴别是非美丑能力的未成年人很快沉迷其中。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媒体（尤其网络）给未成年人带来的不是知识和便捷，而是控制和迷失。在被控制和迷失的虚幻世界里，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与现实世界难以融合，当条件成熟、诱因突现时，脆弱的心灵根本无法用理性和意志平抑内心的冲动，尝试、冒险，甚或是犯罪，已无所顾及。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耳闻目睹的未成年人凶杀、故意伤害、抢劫、抢奸，甚至自杀事件，简直是骇人听闻、怵目惊心，屡屡让我们感叹、痛惜与无奈。所以，考虑到他们身心发育尚不成熟，我们不应当毫无分别地用对待一般成年人的刑罚手段去惩罚他们，而是应该认识、了解他们的特殊性并尽可能地施以非刑
罚性的手段进行教育和矫正。
（二）因家庭、学校、社会功能不到位必须采用非刑罚性矫正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在他们成长的不同阶段，本应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专门机构的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但是，由于某些家庭、学校或机构在本身结构上、机制上不健全以及在观念或功能上的不到位，在未成年人受到不良事物和思想影响导致心灵出现畸形、行为出现偏差、进而形成犯罪潜意识时，却缺乏相应的预测、预警和有效的保护机制对他们进行“防罪于未然”.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抛开其个体原因之外，我们应当更多地归责于家庭、学校、社会和专门机构在观念上或功能上的不到位。那么，对于那些犯了罪的未成年人，首先，我们应该给予他们理念上的“减刑”、“假释”,即进行“轻罪化、非罪化”、“非监禁化”或“非刑罚化”认定。然后，给家庭、学校、社会和那些专门机构课以教育、感化、挽救、帮教的负担，让他们重新补上未完成的这一课。即对于轻微之罪、偶犯、初犯及过失犯罪尽可能施以非刑罚化认定，再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交由家庭、学校、社会机构或政府机构进行教育、锻炼、挽救和帮教。因此可以说，家庭、学校、社会及其他专门机构功能不到位也应该是对犯罪未成年人实施非刑罚性矫正的原因之一。
（三）国际法规范的要求
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的特殊性而属于弱势群体，作为惩治犯罪武器之一的刑罚本来就应该给予他们特殊的保护和宽宥，这一点在相关的国际法规范中，也能找到理论依据。如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的第三部分审判和处理的指导原则中，有以下两条规定：“（B）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C）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
在此两条之后，该规则列出了针对少年罪犯适用的8种不同的处理办
法，它们是：（A）照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可见，《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倡导了轻罚、保护、教育及回归社会的非刑罚化矫正理念，其基本精神与本文主旨具有理论意义上的一致性。
（四）现实功能
1.安抚功能。非刑罚化矫正措施对被害人和犯罪者双方都具有安抚功能。对被害人来说，即使没有物质损失，也可能要判决犯罪者给予其一定的物质补偿或向其赔礼道歉，使其心灵得到宽慰。对犯罪者来说，不对其进行刑罚制裁，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打消后顾之忧，安心接受教育和挽救。
2.矫治功能。未成年人犯罪后而不予刑事处罚，使其认识到，只要他能真诚悔改，就不会被认定是罪犯，不会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被贴上黑色标签，这样，就能对其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使其真诚地接受教育和感化。
3.避免“交叉感染”功能。非刑罚化措施必然要求不得将犯罪未成年人放到监狱去执行，这就避免了犯罪未成年人之间相互接触、交叉感染的机会，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矫治。
4.节省司法资源功能。不把未成年人投进监狱，就可以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压力，从而节省了司法资源。
5.复归社会功能。将犯罪的未成年人尽可能地放到社会中进行教育和挽救，能更好地实现让他们尽快回归社会的目标。
经过服刑和改造后的犯罪未成年人，绝大部分仍然能够重返社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