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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话山水平淡淳美书田园——陶谢山水田园诗研究
内容摘要：陶渊明和谢灵运身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生活或在社会动荡的晋宋之交。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卒于427年，享年63岁；谢灵运生于公元385年，卒于433年，活了49岁。陶渊明、谢灵运作为山水田园诗派里程碑式的人物，对他们的研究历代不绝。本文试着从二人的门第出生、仕途经历、以及诗歌的不同境界进行对比研究。
第一章、陶谢的门第差异
一、柴桑寒门
六朝时一个及其重视门第出生的时代。“士大夫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成为了反常的历史现象。西晋太康时期的诗人左思以及南朝刘宋诗人鲍照，都是因为出身庶族而得不到重用。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于贫贱之家，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最终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司马政权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幸赖王导、陶侃等实力派支持司马睿，稳住了半壁江山。然而，即便这样，在士族大家的的眼里，陶侃这样的人物还是不入流的，陶侃成就不朽功业后，士族之人依然瞧不起他，公然称其为“溪狗”这一带有蔑视性的称谓。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宦已历三世。如果按照三代做官便可成为士族的话，陶家应该算是够格了，但是与王、谢这样的大家世族相比，陶氏依然显得资历尚浅。
“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世说新语·方正》）
王修龄，琅琊王氏子弟：陶胡奴，陶侃第十子；谢仁祖，陈郡谢氏子弟。按说人家主动送米给你，你不要也就罢了，怎么还出语伤人呢？正如上文所说六朝时候门第观念极重，士庶之间不通婚，不较好，甚至不同坐。所以才会出现这样滑稽尴尬的场面。而这篇文章出自《世说新语》里的方正篇，说明作者刘义庆对王修龄这样的做法是持认同的态度。
陶渊明是庶出，在时人眼里，地位就更加低了一等。这样，门第就不足以成为他傲世的资本，反倒郁结于胸，变成难以言说的隐痛。正如逯钦立先生所说，“越是他的家族还未跻身于门阀士族之林，越是门阀士族不承认陶家的门第地位，陶
渊明就越是对门阀士族表现出兀傲不逊，自负自己的门第的高贵，从而表现出强
烈的门第观念。”①
二、乌衣之族
与陶渊明相比，谢灵运的家庭无疑是极其显赫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贵族。谢灵运祖籍陈郡阳夏，陈郡谢氏是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望族。谢灵运的曾祖谢安是著名的风流宰相，祖父谢玄是“淝水之战“的前锋都督。叔侄二人联手击败号称百万的前秦苻坚，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谢灵运就出身于这样一个闪耀着光环的神圣家族。这个家族的日常起居、审美情趣，以及祖辈的言传身教都给了谢灵运重要的影响。并且谢小小年纪就袭封了康乐公的爵位。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达，谢灵运从小就濡染了一种华贵的气质。
第二章、陶谢的入世之路和思想嬗变
一、陶渊明的用世之心和人生转折
陶谢带着不同程度的门第观步入社会，享受着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地位。谢灵运自不必说，18岁就袭封了康乐公的爵位。陶渊明虽然相形见绌，但也凭借着祖上的余荫，多次轻易地担任了镇军参军、江州祭酒、彭泽令等不大不小的官职。权利和义务总是相互的，在享受着家族带来的名利时，也必须承担起振兴家族的使命。下面我们来看看陶谢二人的用世之心。
个人是无法超越时代而存在的，评价历史人物时，只有把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尽量做到客观准确。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读书人最大的梦想，谁能一出生就看破红尘对名利不屑一顾呢？渊明父祖三代为官，曾祖还官居东晋宰辅。这样辉煌的经历即使他出仕的思想基础又是人际关系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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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陶渊明集·关于陶渊明》，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08。
陶渊明早期的作品多表现用世的志向。《停运》“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喻示着诗人对于时事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荣木》诗“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不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更直接地传达出对儒家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向往，“千里虽遥”一句更可见其昂扬的进取精神。
陶渊明从二十九岁初仕到四十一岁归隐，在宦海中漂泊了十三年之后，终于上岸“止泊”,关于辞官的原因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叶嘉莹先生说：“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果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田才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质性自然的‘真我’。”②诚哉斯言！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陶渊明人生取舍的依据，简言之，就是为了保全自然质性。 二、谢灵运的心灵重荷和难脱执迷
能否善保家门是六朝子弟面临的严峻挑战，故而谢安早年虽然隐居东山，与王羲之、支道林等名士悠游山水，朝廷屡征不出，但当其兄弟谢万北伐失败，家族地位岌岌可危之际，谢安毅然出山。
谢安晚年非常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这些教育包括了道德、文学、人生诸方面。《世说新语》记载了谢安与子弟们关于人生理想的一次讨论“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以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阶庭耳。’”谢安点头称是。“芝兰玉树”在今天就成了有出息的子弟的代称。
继谢安之后，谢安之孙谢混担当起了家族文化领袖的角色。他与谢灵运、谢弘微、谢瞻等以文义赏会，形成了一个谢氏家族的文人团体。又因为他们住在建康秦淮河畔的乌衣巷，于是称之为“乌衣之游”。据《宋书·谢弘微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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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页150——151
“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谢混不仅以文义赏会，还不失时机地指出他们的优缺点，督促他们的成长，从其《诫族子诗》中可见一斑：“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数了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
谢灵运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濡染着浓重的家庭文化，被强化着以振兴家族为己任的意识。
晋宋之际，堪与谢灵运显赫门第比肩者寥寥；堪与其天才相媲美者几稀。《宋书》记载谢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高贵的门第使他养成一种精英意识。门第与才华两相作用，遂又养成他高傲、偏激的性格。文帝即位之后，为了笼络士族，装点门面，招谢灵运入京，“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文帝看清了谢灵运的弱点，他绝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只不过是装点太平的花瓶。谢灵运却看不到这一点，还在皇帝面前放肆起来多次称病不朝，远游百里，从不向皇帝请假。第二次东归始宁后，结识了气味相投的族弟谢惠连以及何长瑜等人，“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又作裸体之游，惊扰百姓，大伤风化，被人告发，改任为临川内史，但他依然有恃无恐，“在郡游牧不异永嘉”文帝大为光火，却隐忍不发。只是暗示谢灵运上表乞归。后为有司所纠，发配广州，又被告发谋反而遭弃市。
由于“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深入骨髓，古往今来进入这个误区的文人犹如飞蛾扑火、前仆后继。前有曹植、后有李白，都以文采冠绝一时，且都以建功立业自命，却没都是政治上的困顿之士。
谢灵运的死，主要是其狂傲的性格致祸。《南史·谢灵运传论》说：“灵运之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谢灵运的杀身之由，概括起来为：猖獗、轻燥、纵气，一言以蔽之，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