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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腐败案层出不穷 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
编者按：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在昨天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多位世界名校的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与此同时，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专题会上，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提出，高校领导干部要紧抓腐败现象容易滋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近年高校腐败大案有所增加，谁来严把高校腐败关恐怕也是我们建设一流大学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把脉我国大学教育：一流大学何时能“中国造”? 来源：新华网综合
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昨天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
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备四个“一流”：曾担任十载哈佛大学校长的陆登庭教授在谈到一流大学的概念时，用四个“一流”加以概述：一流的设施，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评价。
为什么中国至今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拥有各种耀眼的光环，但“一流大学”独特的社会声望和学术声誉，需要长期的发展、积累和培养，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揠苗助长。相比建校数百年的牛津等名校，我国高校还需要长期的积淀。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首先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克服浮躁心理、功利心态的影响，脚踏实地、循序渐进。
中外大学大对比：中国大学与国外大学到底有哪些大差距 教学方式 中国:课程设置中，以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
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
西方：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要求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而美国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一种小班授课，他们会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 学习方式
中国：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 西方：自我学习、自我激励、挑战导师挑战权威 专业选择
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缺乏跨学科的广度
西方：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 质量建设
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忽视质量建设 西方：重视质量建设 ：
中纪委组长要求高校反腐严把基建财务等“四关” 1
高校反腐： 中纪委组长要求高校反腐严把基建财务等“四关” 来源：新京报
高校书记校长要强化反腐责任人意识 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要求，高校反腐倡廉要严把基建、财务、招生等“四关”
日前，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提出，高校领导干部要紧抓腐败现象容易滋生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严把工程建设、财务、招生、领导班子决策等四关。 基建招生等领域成高校腐败重灾区
日前，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专题会上，王立英表示，高校领导干部要认真查找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依照海淀区检察院前年的调查，高校贪污
案件主要发生在财务部、医院收费处等财务管理部门和有资金往来的部门，受贿案件主要发生在仪器设备采购、医院药品采购等部门，挪用公款主要发生于房地产管理、财务管理等部门。
在高校较集中的北京市海淀区，该区检察院今年年初曾表示，目前高校职务犯罪发案部位相对集中，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等领域，成为高校腐败重点区域。 反腐要强化第一责任人意识
针对上述领域内的腐败势头，王立英提出，在领导干部层面，要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要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领导干部要做执行制度的表率。
她提醒说，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对干部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使干部不犯错误少犯错误。
王立英提醒高校书记和校长，强化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尤其要加大检查考核和责任追究力度。
此前，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指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重点在领导干部，责任也在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他说，要严格责任追究，领导干部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必须追究责任。领导干部如果对上级领导机关部署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范围内的工作任务，不传达贯彻、不研究部署、不督促落实，或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隐瞒不报、压制不查，必须受到责任追究。 近年高校腐败大案有所增加 近年来，高校腐败案件有增加势头。
以北京为例，据市检察院官员透露，最近三年，该市查处高校腐败案猛增，案发数上升一倍，案件近一半涉及招生、人事等问题。 就全国而言，近年大案也有所增加。
去年，武汉大学原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和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涉嫌巨额受贿被批捕;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因经济问题被拘留;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等人，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记者郭少峰)
网友热评： 谁来严把高校腐败关 来源：北青网
日前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专题会上，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提出高校领导干部要紧紧抓住腐败现象容易滋生的重点领域，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5月2日新华社报道)
工程、财务、招生、决策，确实是高校腐败高发领域，高校反腐紧抓这些领域，也可谓抓住了要害。可是，严把“四关”的排比句好写，但问题在于谁是“主语”?谁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谁来严把财务关?又是谁来严把招生关和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呢?以反腐工作部署看，这个“主语”，当是高校党委书记、校长，要求他们“要提高认识，强化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意识，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可是，近年来高校腐败频发，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些“主语”身上。
靠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来严把工程建设关、财务关、招生关以及领导班子决策关，都是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高校一把手倒在工程、财务和招生中了。就拿此次会议的召开地湖北来说，“倒下”的校级干部已经可以组成一两所学校的班子了。事实上，要严把“四关”，以笔者之见，归根结底只需把住“一关”，即民主管理关。 高校工程建设出问题，常常是一把手或分管领导说了算所致。从建不建到怎样建，师生往往没有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有的建筑，比如豪华校门、豪华办公楼，师生在学校BBS发帖反对建，但没人理睬——这虽谈不上腐败，但至少造成惊人的浪费;建设工程即使有所谓的公开招标，但背后往往有很大的猫腻，与领导关系密切者往往成为最终中标者;至于工程在建或刚刚落成时就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比如裂缝、漏水、掉天花板装饰的现象，在领导那里也常常被视作“毛毛雨”。换句话说，只要领导们自我感觉这关把好了，纵有再多质量质疑，也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高校财务常出问题，也往往是一把手或分管领导说一不二所致。国内不少高校一直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是，在国外大学普遍实行年报制度并向公众公开学校的财务情况时，我们很多高校的财务情况却仍然由领导当机密一样“严把”着，不让教师知晓，也不让缴学费的受教育者知晓。近年来，对于高校财务收支，舆论也一直要求公开透明，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所高校详细公布过自己的收入情况和开支情况。有媒体经过不懈的调查，才找到一些高校财务开支的蛛丝马迹，比如，有高校一年的接待费相当于中西部一个省的接待费;有高校居然允许报销领导的洗脚费。
高校招生的腐败问题，还是领导“严把”所致。5%自主招生、艺术特长生招生、体育特长生招生、1%的机动名额、120%的投档比例??这些被认为是高校招生中最容易出事的地方。何以至此?就是因为一些领导可以“严把”这些机会，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决定将这些机会给谁或不给谁。而这些机会，本应该由学校的招生委员会(由各学科教授组成)公开透明地进行评价、决策并向公众公布详细信息，在这样的评价体系和决策体系下，领导想动用权力影响招生结果也难。
说到底，高校的腐败，主要在于学校没有民主管理制度，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学术权)过分集中于校领导。在这种制度中，强调一把手的反腐第一责任，就像要猫去看鱼，却要猫提高认识，自觉不吃鱼一样。要“严把”目前高校腐败高发的几个关头，推进高校民主管理才是根本。
这就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有明晰的权责界限。高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领导的权力将局限为行政权，有关重大工程建设的决策，将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作出，学校行政领导只负责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将由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将有独立的校外审计进行审计，将向师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