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全息生物学蒙难简史(2012年6月21日修订版)》更新完毕开始阅读66dcba24aaea998fcc220e03
尽管陈少宗的反驳文章主要从实践角度击中了《质疑》的要害，但还是一下子把周慕瀛“镇住”了。面对陈少宗的文章，原本气壮如牛的周慕瀛始料未及，却又无力反驳，只好玩起了“失踪”。
不久，一心要把张颖清扳倒的周慕瀛另辟蹊径，暗使金蝉脱壳之计，鬼使神差地直接写信给邹承鲁并附上其《质疑》。不知是神经过敏还是居心叵测，在给邹承鲁的信中，周慕瀛先是危言耸听地把国内对全息生物学的有限宣传及其有限影响予以无限夸大，再以“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语气恳请邹承鲁“出面制止伪科学泛滥，救救中国百姓，救救中国科学，救救中国......”
于是，两个相距千里且地位悬殊、本来毫无携手机会的“有志者”因患有相似的心病而一拍即合。为避一稿两投之嫌，周慕瀛将其《质疑》略作修改，更名为《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以下仍简称“《质疑》”）。1995年初，从未看过张颖清著作的邹承鲁借此“东风”，专门给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报》写了一篇《推荐信》（附录二），以“学术争鸣”的名义推荐该报发表这篇基本内容并无实质性修改的修改版《质疑》。在其充满鄙视与不屑的《推荐信》中，邹承鲁一口咬定国家教委以正式文件批准成立的“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是非法私人组织，又把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全息生物学学会”栽赃于张颖清，从而使其无中生有地再添一项“冒名伪造”罪。邹承鲁还煞有介事地责成编辑“希望在科技新闻宣传中予以注意，藉以维护科学尊严。”但却只字未提全息生物学学术上问题何在，更未给出任何涉“伪”评价。
邹承鲁公开毁人声誉的《推荐信》和周慕瀛全力加罪的《质疑》在1995年4月3日的《中国科学报》发表后，张颖清终于感受到了笼罩在自己头顶的那团阴森杀气。尽管对那篇似是而非的《质疑》仍然不屑一顾，但鉴于邹承鲁《推荐信》中的诸多污蔑不实之词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并给公众造成了误导，张颖清不得不认真写了一篇澄清反驳文章——《全息生物学· 驳邹承鲁院士· 爱国主义与诺贝尔奖》（附录三，以下简称“《驳邹》”）并附上了国家有关文件
和多位国内外著名生物学家高度评价全息生物学的信函等影印件（共12个附件），寄给了《中国科学报》。同时，张颖清还把同样内容的一封澄清函 (以下简称“《致邹》”）及附件连同自己的主要著作一起寄给了邹承鲁本人
〔注3-1〕
。
然而，张颖清有理有据的《驳邹》却被《中国科学报》拒绝发表。尽管邹承鲁完全可以从《致邹》中认识到自己那篇《推荐信》的荒谬，但他却公然亵渎公正原则，既未尽其“学术争鸣”发起人的应尽之责，向《中国科学报》推荐发表《致邹》，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纠正其《推荐
8
信》中的严重错误及其对张颖清名誉造成的伤害。邹承鲁在《中国科学报》发起的这场所谓“学术争鸣”，以被迫应战的张颖清被无辜加罪且其正常争鸣渠道被无理封锁而告终。
然而，一场真正决定张颖清生死的“学外功”较量才不过刚刚开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该让邹承鲁尴尬和无地自容的《致邹》，不久反被邹承鲁从中钻了空子，最终反将张颖清置于学术死地（详见本史第四章《跨洋借刀施奸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注3-1——此为张颖清毕生唯一一次给邹承鲁写信及邮寄资料。
第四章 跨洋借刀施奸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无奈之下，不知深浅的张颖清孤注一掷，又通过山东大学上书国家教委，建议“由国家科
委组织著名专家组成特别评审委员会，对全息生物学理论进行研讨和评审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结论”。请示文件先后经国务院分管副总理李岚清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批示，任务直接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时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的邹承鲁“责无旁贷”地受理了这项工作。而这对张颖清及其全息生物学来说则无异于“避鬼避进了阎王殿”。
面对国家主管部门郑重下达的任务，邹承鲁未敢怠慢，迅速点将成立了一个由本学部及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组成的10人评议小组并任命自己的一位副手为组长，随后他便紧张忙碌起来。尽管对全息生物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既没有去翻阅任何相关学术文献，也没有去理会主管、主办张颖清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和山东大学等学术管理机构，更没有正视张颖清本人和那些了解全息生物学的国内著名学者及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存在（例如，张颖清在《致邹》中提到的支持全息生物学的贝时璋院士和宋鸿钊院士当时就在北京工作），而是一头钻进“帷幄”之中，开始了一场特别构陷方案的紧张运筹。 他找出了张颖清的《致邹》，其中记述了张颖清多次与国内外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史实并附有七封相关信函，擅长“借力打力”的邹承鲁从中仔细搜寻，终于从《致邹》中的下面这段话及其相关附件中发现了“空子”：
1992年去瑞典之前，我已将我的两部英文版著作和上海科教
电影厂拍的关于我的理论的三部科教电影的英文版录像带，给了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的格瑞纳教授。我并在给他的信中明确说，我个人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生理病理相关性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我到斯德哥尔摩之后，他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学研究所会见了我…… 我回国后，他又给我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提出的你的那些技术。”（附件7）
9
从上述附件7（即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格瑞纳教授给张颖清的信）中，邹承鲁敏锐地感觉
到，与上述“非常赞赏”这一不够确切的中文译文相对应的格瑞纳原信中的英文动词组“enjoyed very much”所表达的很可能是这位回信者某种态度暧昧的客套，不像《致邹》列举的其他中外著名学者给张颖清的信函中使用的赞语那样真挚热情、且明确针对其理论成果而给予高度评价，或对其学术思路、探索方向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如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瞅准这一难得的“空子”，邹承鲁不失时机地钻了进去，他立即以核实此信真实性为借口，直接给这位远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的格瑞纳教授发函并附上格瑞纳给张颖清的那封信。在这封看似纯属搬弄是非、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通外密函中，邹承鲁不顾国格，公然用栽赃嫁祸同胞的卑鄙手段蒙骗格瑞纳教授，谎称张颖清把格瑞纳教授的信作为自己将获诺贝尔奖的证据在国内“广为散发”，故特请格瑞纳教授对“散发”到他（邹承鲁）手头的这封信的真实性给予鉴定。
看到邹承鲁以中科院院士身份写来的“密奏”，不明真相的格瑞纳教授大为震怒，他对邹承鲁的鬼话深信不疑，立即感到自己被张颖清欺骗和利用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正在被邹承鲁欺骗和利用）。于是，他立即做出反应，给邹承鲁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复函（附录四），首先对邹承鲁“跨洋奏本”之举深表感谢并确认了他给张颖清的那封信的真实性（I am very grateful that you wrote to point out that the letter from 1992 is circulating around China. The letter you have is authentic,?）。接着，格瑞纳矢口否认他本人认同张颖清的理论，声称他当年给张颖清写信“仅意味着对其邀请的礼貌回绝（was meant as a polite but negative
response to his invitation, and nothing more）”并将张颖清的理论冠之以“astounding and non–scientific”（惊人而非科学的）。最后，格瑞纳用一句“It is obviously very unpleasant to learn that this letter has been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表达了他对自己那封信在中国被“广为散发”的强烈不满。 此外，格瑞纳仅以一句“张医生的理论显然与现代生物医学毫不相干(Obviously Dr.Zhang’s theor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odern biomedicine)”作为他认定全息生物学理论“非科学”的注脚。但恰恰是这句完全正确的废话（全息医学确实与现代生物医学毫不相干），暴露了这位格瑞纳教授对全息生物学理论产生了根本性的误解(被误解的显然还包括张颖清的身份)。造成这种不幸状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格瑞纳教授原本就对经络学说缺乏基本的了解，致使当年张颖清与其进行的偏重于全息医学原理(为揭开经络之谜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研究思路）的暂短交流发生了严重的沟通障碍（尽管张颖清从未将全息医学与现代生物医学扯上关系）。当然，类似的误解在浮躁且充斥着文人相轻之气的大陆学界更是屡见不鲜。例如，据后来邹承鲁因遭何祚庥出卖而被迫露面时发表的网文《关于张颖清问题的情况说明》（2005年11月）透露，就在他召集的这次全息生物学评议会议上，“张颖清的全息和信息论毫无关系”这句完全正确的废话（张颖清的“全息”确实与信息论毫无关系），也成为此次会议提出的诘难全息生物学理论的正当理由（尽管张颖清从未将其“全息”与信息论扯上关系），这也是邹承鲁生前向国人透露的由中国权威学者从学术角度提出的指责全息生物学理论的唯一具体理由，彰显了这次“草菅学术”的暗箱会议之可怖。
邹承鲁如愿得到了内容正中其下怀的海外复函，接下来他所做的就是将其复印后在10人评议小组内“广为散发”，并将之前张颖清随《致邹》一同寄给他的那些全息生物学著作交给评议小组权作评议材料，然后便胸有成竹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候“佳音”。于是，一次既不通知学科创始人到场、又无任何答辩程序的国家级全息生物学学术评议会议，在张颖清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一班对这门学科几乎一无所知的人马关起门来秘密举行。尽管邹承鲁没有直接参加由他亲自召集的这次所谓“学术评议”会议，也没有为阅览全息生物学的学术文献而劳神费力，但评议结果却早在其掌控之中了。果然，作为邹承鲁的下属和利益共同体成员，评
10
委们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由洋人格瑞纳代为定了“调子”的全息生物学，“理所当然”地被从速“一审兼终审”判处“贬刑”——当然无需征询张颖清本人及其支持者的意见，更无需对张颖清著作中提供的大量观察和实验、应用数据进行验证和调研。 然而，出于集体性的“做鬼心虚”，始终未能从学术上找到切实论罪依据的邹承鲁和他“钦点”的评委们最终只能选择“秘而不宣”方式。这些临时“审判官”们密聚密散且永远对外隐姓埋名，所有会议资料都被永久封存，密不示人，就连张颖清所在的山东大学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教委）也未收到任何会议信息或通报。一场国家最高级别的“学术审判”，自无理取消了“受审人”的到庭权和辩护权
开始，至蛮横剥夺了其申诉权和知情权而告终。
为应付下达这次学术评议任务的高层行政领导，评委们很快运用政治智慧写出了一篇由似是而非的假话、废话、谎话、鬼话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话、空话、官话、套话交织而成的《评议意见》，顺利向国务院分管领导交了差。 说奇怪也不奇怪，在这篇“为贬而贬”但却始终未敢给出“完全否定”结论的《评议意见》里，周慕瀛《质疑》中的所有论点概未被采纳，显然出于误解的格瑞纳教授的评价当然也未敢拿来充数。整个《评议意见》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写法，通篇都在喋喋不休地指责张颖清及其理论“缺乏什么，没做到什么，做得如何不足、如何不够”，而对张颖清“已做到的和独到的”探索结果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或可取之处却避而不谈，对张颖清著作中列举的大量应用成果更是只字不提。评委们如此处理显然也为自己留足了任意解释和推脱的空间，即使将来有人追根问底或全息生物学的命运出现意外转折，人们也无法抓到他们什么把柄，这也是这些滑如泥鳅的“智者”权衡个人利弊之后所能做出的最“明智”选择。
例如：历经30余年基础研究论证并由大量实验和观察（如植物定向培育和针灸临床实践）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并反过来有效地指导了相关实践的全息生物学理论，被这些身怀书画评论家辩才的评委们以晦涩的呓语说成“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科学实验证明、必要的基础研究论证与前瞻性的系统研究设计”；全息生物学的显著特点恰在于发现了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联系的许多错综复杂的生物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统一规律，透过现象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而这些显然只不过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下人家著作的学术官僚们，反诬张颖清是“从肤浅的表面联系中阐释其假说”；全息生物学作为一门全新的科学发现，其核心理论当然不能从已有的理论中推演出来，但该理论既能从宏观上统一归类许多表面上看来没有共同之处的繁杂生物学现象，又能用现代生理学、胚胎学、遗传学等公认理论合理诠释导致这些不同现象发生的同一微观生物学机制，从而很好地实现了新学说与传统理论之间以及传统理论不同分支之间的有机统一和交叉融和。然而，这些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且只会炒洋人米饭的学术权贵们却偏偏要瞪着两眼说瞎话，反以“张颖清对现代生物学中的许多理论和研究成果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解、归纳与融会贯通，以致不能确切地通过已有知识与理论来充实和阐释其假说”作为诘难全息生物学的主要论点。此外，这些“鬼精灵”还巧借英国赫胥黎教授给张颖清的信中那句“如果能得到充分证实...”的短句为题做足了发挥文章；最为恶劣的是，《评议意见》以突出的文笔暗示全息生物学获得的声誉完全是媒体炒作的结果。
由于这篇含混、晦涩且漫无边际的《评议意见》传达给上级行政领导的可解读含意只能是“全息生物学根本不值得国家领导人关注”，而不是“全息生物学毫无学术价值，已被完全否定”之类需要向下批转的意见，故此《评议意见》由中科院呈达李岚清副总理之后，便只能“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于是，全息生物学摆脱学阀打压的唯一行政渠道也随之被切断。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