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荒谬的苦难美学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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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马:荒谬的苦难美学

文章提交者:红剑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2005-12-2

中国人喜欢赞美苦难,认为苦难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从而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和伟大。过去有一句话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而,现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欢把自己的过去说得一无所有,几乎每一个企业家都是白手起家,告贷无门,最后忍辱负重,不惜觍颜事敌,终获成功。流风所及,甚至一篇普通的中学生作文也总是喜欢讴歌母亲的任劳任怨,含辛茹苦,终将自己拉扯成人。但母亲的苦难是怎么造成的,谁该对这苦难负责?做子女的在改善母亲的境遇方面做了什么?除非你打算继续让母亲享受苦难,否则,这些现实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但在这些作品里,现实的苦难远远没有浪漫的抒情重要,不但不重要,好象还该感谢似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苦难,母亲就没有发挥“忍耐”功夫的舞台。

其实,苦难并不总是导致伟大。相反,在很多时候,它

毁坏了人的尊严,伤害了人的心灵,扼杀了天才的创造力。中国人在讲到苦难时,喜欢引用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但几乎所有的引用者都忽略了前面的几句话:“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谁也不能说,文王不拘就演不出《周易》;仲尼不厄就写不出《春秋》;屈原留在宫中,就不赋《离骚》;左丘眼明,就不会写《国语》;孙子脚好,就不修兵法;不韦仍是宰相,就不编《吕览》;韩非不囚,就没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圣贤高兴的时候就一定写不成?因而,这是把特殊的历史情境当成了普遍的创造规律。

实践当然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但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重复性,有人获得了实验的检验权,别的实验就没有了检验的机会,谁能保证它不是真理?曹雪芹全家喝着稀饭,喝酒也要靠“按揭”,居然写出了《红楼梦》,但谁能保证他吃饱喝足就不出《红楼梦》,或写得更好?

这牵扯到中国人如何对待苦难的问题。苦难在一定意义上,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质,增强了人自我实现的能力,使得一个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摆脱生命的庸碌。但不是所有的苦难都能转化为创造的动力,它转化为动力是有条件的,首要条件是苦难的承担者必须具有非凡的毅力、超人的心智,以及对自己牺牲较低价值换取更高价值的坚定不移。当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一些人为了取得更高的成就,总是得牺牲在他们看来价值较小的目标,但对处于历史关头的承当者,这种选择有时会异常残酷。因为它不仅会牺牲自己的健康、安逸和生命,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而且更令人丧气的是,即便牺牲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安逸和生命也不一定能换回自己所期望的目标。它需要牺牲者的才力、勤奋和机遇都处于一个比较协调的状态里。可以想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的创造精神会被苦难和凄惨的生活窒息。在荣誉、金钱和地位的诱惑面前,在只有按照既定的生活方式才能获得尊严的社会里,要让所有人都顶住贫困、疾病以及各种世俗专断势力的压迫从事他所心仪的事业,未免是奢望,在离婚、抄家、监禁、杀戮、秘密处决甚至灭门九族的威慑面前,只有极少数人能扼住命运的咽喉向撒旦宣战,而大多数人则选择了投降。在他们看业,自由虽然是好东西,但是要牺牲世界上那么多的好东西来保全它,就未必值得。这就是历史上被处宫刑的人很多,而司马迁只有一个

的原因。

其次,对制造苦难的人来说,也要有最低限度的容忍。我们知道,身被诸苦成就非凡事业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牺牲他们认为价值较低的目标来成就他们认为价值更在的目标。但这种牺牲也得有一个限度,一般来说,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因为它是创造一切价值的基础。仁人志士可以不顾及自己的生命,但若如此并不能换取更大的目标,这种牺牲就毫无意义。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牺牲者必须要能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或者说“牺牲的自由”。“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是历史佳话,但我相信,商纣王的监狱里一定没有牢头狱霸,否则保命尚且不暇,哪里顾得上推演八卦,进而说明大殷帝国,尤其是羑里监狱当局的管教干部具备起码的人文素养,否则,怎么能允许一个朝廷要犯在监狱里搞科学研究?孙子一生 颠沛流离,晚岁退而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但春秋诸国都没有惨无人道的户籍制度,否则,孙子就可有可能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劳教——即使写出《春秋》,也可能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秘密监禁;孟姜女不满秦帝暴政,千里寻夫,哭倒长城八百里,成为中国最早的抗暴英雄,但如果孟姜女还没有哭就被割断喉管,她怎么能成为万马齐喑时代的首席女高音?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归乡,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隐逸诗篇,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