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科学修辞学方法的反思与边界更新完毕开始阅读54ddc52fccbff121dd368383
基本的原则和规律可循，只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哄得听众接纳即可，采取任何手段都是被允许的，因此它都称不上是一种“技能”。后来辩证法逐渐被归入到广义逻辑的范畴中。修辞被认为与“真”没有关联。因为在人们“实际如何思考”和人们“应该怎么思考”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别。修辞虽然能够通过各种心理的、社会的因素等使得人们接受某种观念，也有一个说理的过程，并且是实际有效的，但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这样思考，或者这样的推导是正确的。决定人们应该怎么思考的是逻辑。[13]科学遵循的是人们“应当如何”思考的推导方式，而并不、也不应当理会“实际如何”思考。反之，因为科学是从经验出发，遵循牢靠的逻辑推理而得到知识，所以科学能使得每个理性的人都认同它。辩证法是从理性共识出发，修辞更是从不可靠的假设出发，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因而，启蒙运动之后，科学被看作是理性论证的可靠典范。
科学修辞学的成立只能限定、奠基于以下理论框架中。首先，科学被还原为一种制造知识的实践活动。在产生知识的一系列程序中——观察、实验、处理数据、得出结论、撰写实验报告或论文、发表、验证、争论等，科学家的推理更多的是非形式逻辑方式，而非严格、抽象的形式逻辑。它受制于当时的情境、目的、对象，科学家也进行了大量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同时对于同样的经验要进行自己的解释。这就使得最终的科学知识并非纯粹由经验和逻辑决定，即亚决定性。因为认知过程并非是透明的、或镜面反射式的，使得科学知识并不直接对应于自然界，而是科学共同体的产物。它成为动态的、可错的、可以不断被修正的观念。因此，在社会认识论看来，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在一定时期内所集体认可和达成共识的观念。当共识成为知识的一种评判标准后，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文本和实践就被理解为修辞行为了。任何研究成果只有被共同体接受才能成为知识，因此这其中将包含多种有意识、无意识的说服行为。修辞是针对特定的受众，它的规范性或者认知成分取决于受众的理性程度。[14]科学知识的规范性来源于科学共同体这个群体整体的理性程度。在这样的前提下，按照基斯(William M. Keith)的说法，修辞的泛化只是将以前被隐藏、被压制的那部分事物重新揭露出来，它本身就普遍存在着，只是由于我们的偏见而使得它之前没有被发现。[15]因此现在的实践是一种合理的重新发现。
在这样的前提下，科学中的修辞部分才不仅是作为一种普通的言语行。为中所包含的“润滑剂”，或者妨碍真理的情绪引导，而且被作为科学研究实践中的思考方式、科学知识的证成方式等更深入的存在。对这些前提的不同程度的承认
是对科学修辞学研究意义的不同限制。例如，在实在论的框架中，科学修辞学依然可以讨论科学家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成果等，但与科学知识本身及其认知过程并无关，因此意义也不大了。
3.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意义和独立性
这场争论的另一焦点修辞分析结果不可证伪这一点，并没有给科学修辞学带来有力的打击。因为科学修辞学并没有假定这样的前提：修辞是属于文本的内在属性，而修辞分析像科学一样，把这种内在属性揭示出来成为一种知识。反而，科学修辞学的定位是解构、诠释，而并非确定的知识。它代表的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立场出发对文本的理解。不可证伪并不构成解构研究的问题。一来是因为波普尔提出证伪标准主要针对的是经验科学，并且证伪标准后来也被奎因-迪昂证明存在自身的困难。②二来从思想史上看，一个严肃的解构工作的启示和影响与其可证伪性关系并不大。很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都具有与修辞分析相似的性质，但这并不能否定它们的价值。例如坎贝尔就辩驳说冈卡所推荐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如果有人怀疑压抑的存在，心理学的解释是他对压抑充满了负罪感因而否认。[10]再者，修辞分析某种程度上有理论的丰富性，能够验证，例如修辞相关的事实、价值、规则、情境等都构成了对修辞分析的限定。因此，修辞学的这种现代运用并不妨碍它形成有价值的论断。
在认可科学修辞学的可行性和规范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问题却是更值得深思的，即科学修辞学是否有其独特的价值。富勒[6]一针见血地指出“冈卡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科学修辞学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增添了什么新的东西呢？”梅里亚[16]从对科学哲学的历史考察中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他指出从休谟到库恩，在哲学上出现过很多次对科学认识论的特权地位的攻击，但是每一次的攻击都反作用地导致了相应的挽救行动。如果说科学修辞学的意义也在于解构科学的特殊优越性的话，那么在每一次科学的地位出现危机的时候，科学哲学都为修辞学分析开放出一片空间，但是修辞学的研究却没有以某种角色实质性地参与到这些危机中来。也就是说，在库恩、费耶阿本德、汉森、波兰尼等人已经突破了原先科学中那道坚硬的墙之后，修辞学才进入到STS的研究中来，空挥上几拳。
从上面两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科学修辞学确实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有着非常强的相似性，尤其是在社会建构的立场和基本结论上。研究学者也有所重叠。
但科学修辞学目前的研究包含三种形态：面对长跨度正式发表物的宏观建制研究，重点关注科学争论的中观社会研究，针对具体文本的微观策略研究。[17]在中观研究层面上，科学修辞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巴斯学派、话语分析学派是同一的。我们并不能说它额外更迟地进入解构领域。宏观建制研究和微观策略研究中总体上也是社会建构的立场，认为无论多么枯燥和模式化的科学文本都是被共同体语境所影响或决定的，并且语言本身的变化不仅是知识承载工具的变化，也是知识本身的调整。
另外，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对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在方法上还有更多的贡献。宏观的建制研究典型地是对科学杂志的历年出版物或者科研机构的长期记录的分析，例如对《哲学汇刊》、法国科学院等的历年杂志或者科研记录的分析，也就是对科学建制的研究。这为研究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兴趣转移、方法论变化等，提供了新的考察思路。微观的策略研究加强了对文本语言本身的关注，例如坎贝尔的文本对照式的分析实际上为科学思想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有趣的研究方式和结论。
四、结论及余论
首先，科学修辞学的理论根基并非是这场争论中所聚焦的古典修辞学，并非仅从修辞学中抽取了说服、认同、情境化等基本理念并重新解释相关的术语，而更多的是传播学，以及文学批评的部分方法。把科学修辞学放在这一背景中考虑，有利于摆脱束缚，更自如地进行文本分析，拓展研究方向，在理论规范中奠定自己独特的发展方向。
其次，科学修辞学的研究意义在于它所需要的社会认识论立场中。因而它的主要工作也在于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等一道进行对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观的解构，将科学文本还原到科学共同体在科学观念上达成共识的实践语境中来解读，从而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然而随着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尽管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并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学界的科学观已经基本从逻辑实证主义下摆脱出来。即便是激进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也已经看到解构的任务已经基本达成，应当在新的科学观下做与之相适应的建构工作了③。科学修辞学也同样面对这样的局面，继续
埋首于类似的解构工作会使得这一方向失去早先的活力。修辞学可以回到最初的使用中寻找潜在的方向。第一是修辞的情境性，即修辞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针对不同的语境、受众做出不同的判断、计划并创造出不同的话语。修辞推理(rhetorical reason)与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prudence)有着很大的类似。实践智慧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的核心就在于在不同的实际场景中如何做出恰当的判断，而不是用统贯的规则来规定所有同类事件。这是一种以主体(agent)为中心，而非以事件为中心的处理方式。这二者的关联在伦理研究中已经有了长久的结合，而科学实践中也广泛存在这种推理形式。第二是修辞历来与民主政治、法律的紧密关联。布朗(Richard Harvey Brown)的研究[18]提供了某些启示，他认为修辞能在创造一种民主化的科学(democratic science)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对现代文化的诊断是不人性的科学和不理性的伦理的结合。修辞能弥合这两个极端，一来在于修辞强调在各方平等的说理过程中获取共识，二来在于修辞能使得晦涩的科学话语转化为公众也能理解和参与的话语。
注释：
①布莱克(Ediwin Black)[4]指出，从创作型传统到批评诠释的形态，主要是从新亚里士多德的策略发展而来。在新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下，将修辞学发展出批评诠释的部分，也就是认为修辞学的创作型部分的目标是说服受众，一个好的言论就是实现了目标的言论，那么诠释部分就是针对这一目标来进行比对，言论批评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②格罗斯的回应中也指出了这一点。
③例如柯林斯(Harry Collins)提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个第二次浪潮后，要兴起第三次浪潮，也就是在科学的神圣光环被取下，专家的身份受到质疑后，分析能否、如何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进行知识传递，充分发掘各自的专业能力，在民主、理性的基础上讨论对技术问题的决策。
【参考文献】
[1]Campbell. J. Charles Darwin: Rhetorician of science. Landmark Essays o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 Harris R. A., ed. New Jersey: Law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