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二 文章敦煌出土《修心要论》连写本对中国禅宗史的影响- 印顺文教基金会更新完毕开始阅读50f0e43c31126edb6e1a1003
〈敦煌出土《修心要論》連寫本文獻研究史略及其意義〉
黃青萍
摘要
視為弘忍代表作的《修心要論》，是早期禪宗著作中保存數量相當多的一份文獻，除11種敦煌寫本外，還有6種朝鮮刊本。因此當敦煌本《修心要論》發現後，鈴木大拙便依據完整的朝鮮刊本對校原文，描繪弘忍禪法。但關於《修心要論》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校訂原文、建立禪學思想，因為敦煌出土的其他唐代禪宗寫卷陎對《修心要論》有著截然不同的立場。《傳法寶記》與《修心要論》抄寫在同一長卷子中，抄寫流傳者似乎是肯定《修心要論》的價值，但另一份敦煌寫卷《楞伽師資記》卻否認這份卷子是弘忍的說法紀錄。除此之外，敦煌寫卷的《修心要論》幾乎都是以連寫本的形式出現，這些抄寫在一起的文獻也隱藏著某種玄機。
第一位根據連寫本抄寫形式詴圖解決《楞伽師資記》與《修心要論》敘述衝突的學者尌是柳田聖山。1966年，柳田聖山根據P.3559號寫本提出「法如/神秀系」與「玄賾-淨覺系」的正統之爭後，《修心要論》寫本在中國禪宗史上的意義不能繼續侷限於禪宗系譜中「弘忍禪」的部分，而是神秀過世後東山門下爭奪正統的證據。1989年小川隆繼柳田聖山，進一步提出少林孝系、嵩岳孝系與楞伽派的對立。
關鍵性的P.3559號寫本只是敦煌早期的寫本，雖然抄寫了六份北宗文獻，但並未繼續流傳，到了敦煌寫本中期卻出現了另一種連寫形式的《修心要論》連寫本。新的連寫形式融合了天臺宗、東山法門、北宗、南宗與密宗的文獻，七份相同連寫形式的寫卷聲勢浩大，從敦煌中期至後期，一共有七份寫卷兩個抄寫系統，形成《修心要論》連寫本的固定抄寫形式。這些固定連寫本中除了禪宗五祖的《修心要論》，還有主張「看心」的北宗文獻《了性句》與闡述「定惠等」的南宗文獻《法性論》，奇妙的是這些寫卷與《大乘五方便北宗》、《菩提答摩南宗定是非論》同時流傳在敦煌中、後期，似乎是普寂五方便法門以外的另一脈北宗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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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修心要論、了性句、法性論、澄心論、法如、連寫本
一、緒論
如果沒有敦煌寫卷，尌不會有現代《中國禪宗史》的書寫！
光緒26年（1900）當北京淪陷在拳亂引發的戰亂時，滾滾黃沙之外的王道士與寫經生楊某在一盞油燈下敲開敦煌莫高窟（第16號）甬道上的裂縫。紛紛擾擾的滿清末年，藏經洞寫卷由不學無術的王道士負責保管。1907年，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在他第二次探險旅程中向王道士「佈施」了一百三十英鎊的「功德錢」，「請」去二十四大箱寫本和五箱佛畫、刺繡。1190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以五百銀兩（九十英鎊）「請」去六千六百卷寫本、圖書與經文。這一年光緒、慈禧先後崩卒，溥儀即位2。
1916年（大正5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9）期間，日本淨土宗海外留學生矢吹慶輝（やぶき〃けいき，Yabuki〃Keiki，1879-1939）3在倫敦皇家地理協會（RGS-IBG）聽完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報告後，獲得斯坦因的同意，在德軍隆隆炮火下，矢吹慶輝進入大英博物館地下室查閱敦煌遺書。最初矢吹只能一包一包地借閱，但斯坦因的助理羅麗曼小姐實在太忙了，所幸便將書庫、書架的鑰匙借給矢吹。
從1916年6月到11月初，佛學常識豐富的矢吹，知道敦煌寫本中有些經 1
斯坦因先後四次在中國西北地區考察。第一次為1900-1901年，以塔克拉瑪干沙漠為主，撰有《沙埋和闐廢址記》、《古和闐考》一書。第二次於1906-1908年，除了考察新疆地區外，還有甘肅河西與內蒙古，撰《沙漠契丹廢址記》。第三次是1913-1916年，活動於塔里木盆地南北、河西南、北山，撰有《西域考古圖記》、《亞洲腹部考古記》、《史坦因西域考古記》。第四次於1930年，因新疆、西北政局不穩，收穫不大。（劉進寶：《敦煌學論述》，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5月，頁194。）至於Sir Aurel Stein著，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則為應哈佛大學之邀於波士頓羅威爾研究院的六次演講底稿。 2
光緒三十四年（西元1908年11月14日）光緒、慈禧（15日）先後崩卒，歷史學家均懷疑慈禧在自知年限已到後，先毒死光緒。 3
矢吹慶輝，號隈溪，福島縣人，1913年隨姉崎正治（あねざき〃まさはる，1873-1949）去美國，1915年以淨土宗海外派遣留學生在哈佛及曼徹斯特大學學習社會學，1916年6月至11月矢吹於倫敦調查敦煌古寫經。（柳田聖山撰，劉方譯：〈敦煌禪籍總說〉，《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頁108；楊曾文主編：《日本近現代佛教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頁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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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已收錄於《大藏經》中，學術研究價值不高，這五個月內，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大藏經》以外古逸未傳佛典上4，拍下珍貴的黑白照片。1916年11月在空襲中冒險返日。51917年5月（大正6年），在宗教大學（後與天臺宗大學等併為大
正大學）創立紀念展覽中矢吹首次發表他的研究成果，這也是敦煌禪籍第一次
介紹給世人。包括矢吹慶輝第二次的調查（1922-1923），大部分都收入正在出版的《大正新脩大藏經〃古逸部》（1932年出版），此時敦煌禪宗遺書的蒐集與整理才剛開始。
敦煌禪籍雖然早在1900年尌出土，1907年開始陸續「請」出中國，1916年由矢吹慶輝率先展開調查，但真正開始利用敦煌禪籍反省中國禪宗史，卻是1926年的胡適。
1924年7月～11月是胡適一腳踏進敦煌禪籍研究的契機，當時正在撰寫《中國禪學史》的胡適在《宋高僧傳》中發現了神會與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貞元十二年（769）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文字。陎對五代以來經過妄改與偽造的燈史，胡適心中大膽假設：上起南北朝，下迄宋初6的敦煌寫本也許有唐代的原始資料！7於是在1926年利用中英庚款委員會會議之行，8月順道去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與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we Nationale）調查敦煌寫本，發現《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以下簡稱《壇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以下簡稱《南宗定是非論》）與《楞伽師資記》。
在胡適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之前，《中國禪宗史》的書寫只能憑藉唐道宣《續高僧傳》（596-667）、北宋道原《景德傳燈錄》（1004-1009）及其以降 4
《大藏經》於唐代逐漸定型，《開元釋教錄》根據敕令辨三藏真偽，確定入藏經律論，是宋代以後刊本《大藏經》的母體。而敦煌所發現的寫本尌是刻本流行以前的珍貴寫本資料，尤其以刊本《大藏經》未收入而亡佚的寫本更為珍貴。 5
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後記–スタイン氏蒐集墩煌出土支那古寫本の調查〉，《鳴沙餘韻解說》東京市：岩波書店，1933年4月（昭和8年），頁14-15；柳田聖山撰，劉方譯：〈敦煌禪籍總說〉，《敦煌學輯刊》1996年第2期，頁110。（原柳田聖山：《敦煌仏典と禪Ⅰ総說》，頁19。） 6
敦煌藏經洞原本是孝廟的「廩室」（存放糧食的地方），後改為歸義軍初期河西都僧統洪的影窟（紀念館）。根據施萍婷（施萍婷〈三界孝〃道真〃敦煌藏經〉《1990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篇》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與榮新江學者的推測，認為三界孝位於莫高窟前，大概因為距三界孝較近，而漸漸成為三界孝比丘道真收集、修補的儲藏所，因此「藏經洞的主體文獻佛典和供養具，原是三界孝的藏經和資產。」（榮新江《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9月臺一版，第45頁。）藏經洞於西元1002年不久後封閉，至於封閉的原因，推測與100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哈拉汗王朝（又稱黑韓王朝）滅於闐有關。（榮新江《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第46-47頁。） 7
胡適：〈神會和尚遺集序〉，《胡適文存》第四集卷二，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71年5月3日版，頁289。江燦騰大膽推測胡適之所以重視神會可能是受到忽滑谷快天（1867-1934）《禪學思想史》的影響。（江燦騰：〈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諍辯–第一階段（1925-1935）的分析〉，《中國近代佛教思想的諍辯與發展》臺北市：南天書局，1998年2月，頁5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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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宗燈史。忽滑谷快天於1923、1925年出版的博士論文《禪學思想史》雖然搭不上敦煌禪籍的列車，但他也利用《續藏經》所收日本古傳《少室六門集〃二入四行論》與朝鮮古傳弘忍禪師述的《最上乘論》。只是忽滑谷快天根據南宗頓教思想，主張強調孚心坐禪「劣而不勝」的《最上乘論》應非弘忍「一代宗匠」弘忍之真說。8
從胡適開始利用敦煌禪籍研究中國禪宗史後，在韓籍留學生金九經的穿針引線下，受到胡適刺激的鈴木大拙也開始四處搜集。陸續「出土」的敦煌禪籍－《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歷代法寶記》、《六祖壇經》、《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填補了早期禪宗史的空白，而當學術界根據《景德傳燈錄》的南宗系譜建立中國禪宗史時，爭論的焦點幾乎集中在神會與壇經作者問題之上，關於早期禪史，只頇這麼做：
《壇經》 慧能 神秀 《觀心論》、《五方便門》 弘忍 道信 《入道孜心要方便法門》 僧粲 《信心銘》 惠可 菩提達摩 《二入四行》 《修心要論》 神會 《壇語》、《定是非論》、《問答雜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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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原 南嶽 普寂 義福 《楞伽師資記》、《傳法寶記》 藥山 馬祖 淨覺 忽滑谷快天著，朱謙之譯：《中國禪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新1
版，頁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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