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教学改革如何制度化更新完毕开始阅读22fb978c561252d380eb6efd
式而不选择其他类型的组织形式。要解释这个问题，必须综合两种解释范式的优点。我们既要关注那些对组织发展产生影响的外部权力结构与机会场域，也要关注组织精英利用环境优势谋求自身利益和组织利益的活动。为此，我们引入制度性利益的概念。所谓制度性利益是指在制度环境的约束下行动者可合法谋求的利益。制度性利益的建构与实现是大学变革的驱动力。
教学改革的制度化可以定义为一项教学创新通过某种渠道在大学场域中进行交流和传播的过程，教学创新的传播要依赖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竞争性。要解释一个大学采纳新的教学模式的原因，必须将大学置于具体的时空背景下以及其所处的组织场中，特别关注大学管理者和大学组织在制度性利益建构中的能动性。当然，尽管我们强调组织可能追求他们自己独特的利益，但是他们是在受到强有力的制约情况下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制度性利益是预先就由法律或市场过程给定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中，这些制度性利益又是渐渐形成的，是在特定结构和空间背景中逐步建构而成的。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存在显著的权力结构和机会空间，这是行动者的行动舞台。总体而言，行动者是一种受行动舞台制约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１）权力结构与制约。任何一个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对从属组织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在中国，最重要的处于控制地位的组织是政府。要对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制度起源与变迁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对制约组织的权力中心进行分析。教育制度的形成是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和社会结构场域中发生的。制度分析旨在确定和描述这些场域，并揭示它们如何影响和制约其中的行动者。在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案例中，有三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教学改革的领导者所面临的环境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政府是制约中国大学教学改革最重要的权力中心。中国高等
教育资源的配置是行政主导的，大学运行所需资源主要由政府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或提供激励机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学。尽管大学具有越来越多的办学自主权，但在行政配置资源的构架下，大学不得不实施政府赞同的政策，努力迎合政府的偏好。事实上，弄清这种控制性的结构性权力，是大学走向成功的关键。20世纪50年，中国政府推行“全面学苏”的国策，对口式专业教育模式在各大学处于独尊地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那些能够有效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大学常常被政府列为全国重点大学，享有特别优惠的政策与待遇。从1954年确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医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６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到1978年指定88所大学为全国重点大学，政府的赏识成为大学沉浮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之后，尽管大学获得了有限的办学自主权，但满足政府的期待和需求依然是大学的生存之道。在“少年班”的创制上，中国科技大学在评估关键政府官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偏好之后，积极表现自己，让政府相信自己能够培养满足国家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从而得到政府官员得认同和积极回应。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通过一系列“项目”“工程”“计划”激励大学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直接推动了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各个大学之间的传播。
用人单位也是影响大学教学改革的权力中心。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用人单位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占据了有利位置。由于大学要把毕业生直接输送到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成为了大学的一种关键资源。作为利益相关者，用人单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大学组织行为产生了实质而深刻的影响。在“钱学森之问”的讨论中，有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对“钱学森之问”做出了一种发人深思的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培养创新人才？这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创新人才！曾几何时，我们的企业无意于研发新技术，热衷于购买国外淘汰的生产线。凭借廉价劳动力、国外淘汰的生产线，在中国依然能够赚钱。由于我们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导致整个社会的创新动机和创新欲望不强，企业不需要创新人才，大学即使培养出创新人才也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国外对中国逐步强化技术壁垒，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了中国的战略选择。产业需要转型升级，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期望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正如恩格斯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社会的新需求对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声望的重点大学是第三个重要权力中心。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985工程”大学处于金字塔的顶端。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竞争逻辑在大学场域中逐步确立，实现竞争优势、避免劣势的同型竞争十分激烈。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中国大学的兴起源于大学之间相互竞争性的效仿行为。组织彼此之间会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进行广泛的监视，一旦一个显要组织开始一种新的行动过程，场域中的其他组织如果认为这种新的行动过程是有效的，就极有可能采纳这种行动过程。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有很多制度性的交流平台，如教育部直属高校咨询会议，大学管理者可以方便了解其他大学的改革项目，这激励着大学之间的制度传播与扩散。对于层级较低的地方大学来说，与有权力、有声望的“985工程”大学保持一致是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有效保证。当地方大学借鉴“985工程”大学成功的创新实践时，它们之间因学习模仿而趋同。实际上，各个大学的决策者在面临复杂问题时，都会寻求政策制定的捷径。其中一个重要的捷径是选择那些已经在别的大学被证明有效或有前途的方案。正是由于“985工程”大
学在大学场域中占据了有利位置，使其有能力把它们的意志输出给其他大学，从而对其他大学的行为产生实质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大学同质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２）改革者的能动性。组织行为受到环境中权力结构的制约，组织可以通过解释环境控制外部影响。权力结构对组织的行动进行制约，同时也为创新性行动者提供机遇。改革者不是环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动的创造者。
为了对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中国大学的兴起进行分析，有必要提出一个组织内行动者模型。行动者必须理解和评估组织内外部环境，并采取行动以维持或改变其组织。为了简化环境，行动者会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往往会根据行动者的利益进行建构。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大学场域受到环境的巨大冲击，导致规则的重构。一个行动者在场域中占有的位置，往往是变革的思想根源。在办学自主权的扩大和落实的背景下，处在大学领导位置上的改革者提出了设立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想。在中国，特区是突破旧的制度逻辑的灵丹妙药，先行先试是其突出特点。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扩大了大学的自主性，增强了改革者的权力，正是这种制度性利益不断驱动改革者建构新的世界观。“985工程”大学纷纷创建人才培养特区实质上是一种利益驱动行为。当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观点获得权力拥有者的认可而取得合法性时，改革者就可能获得政治资源并在场域中占据关键位置。当其他大学观察到改革者的收益增加，它们就会产生以收益为基础的模仿行为。当这样做的大学达到一定数量时值，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就会日益制度化，并迅速扩散开来。“985工程”大学处于自身利益采纳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其他大学模仿跟进。当追随的大学达到一定数量时，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就被界定为场域中成功的行为，成为一种新的制度逻辑和角色认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