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教学改革如何制度化更新完毕开始阅读22fb978c561252d380eb6efd
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的自问自答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本科教育的反思。为了回应社会各界的关注，2009年，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了“珠峰计划”。该计划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５个基础学科为试点学科，通过在校内动态选拔特别优秀的学生，配备一流师资、提供一流学习条件、提供充足的支持经费，培养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珠峰计划”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19所全国著名大学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在“珠峰计划”的支持下，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了少年班学院（2009）、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志远学院（2009）、清华大学启动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2009）、吉林大学成立了唐敖庆班（2009）、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了华罗庚班（2009）、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2010）、武汉大学成立了弘毅学堂（2010）、南开大学成立了伯苓班（2010）、山东大学成立
了泰山学堂（2010）、兰州大学成立了萃英学院（2010）、中山大学成立逸仙班（2010）、北京师范大学启动了励耕计划（2010）。“试点学院”即“教育教学改革特别试验区”，是国务院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而直接启动的创新人才培养特区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创新大学管理体制机制，扩大学院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实行教授治院制；第二，改革学术职业管理制度，激励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年薪制；第三，改革人才的
招录与选拔机制，实行自主招生制度；第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制度。北
京大学（物理学院）、清华大学（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中
山大学（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等17所重点大学列入试点学院改革范围。由于国家的积极推动，加上重点大学的示范效应，在学习、竞争和合法性压力作用下，其
他大学纷纷效仿这些先行者，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各级各类大学迅速传播，组织趋同现象显著。不但省属重点大学设立了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如湖北大学成立楚才学院；而且地方性学院也设立了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如襄阳学院创立孔明学院、聊城大学
成立羡林学院。2012年8月29日，教育部、中科院又启动“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该计划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以提高学生科研实践能力为重点，以建立高校与科研院所协同机制为保障，努力实现高水平科学研究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相互支
撑。首批50余所高校与80余家中科院研究所结对组建协同育人平台，成为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新的组织形态。
综上所述，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大学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是：打破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刚性的教学管理制度，推动人才培养从“以专业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外部压力为制度内的行动者创造了
机会，使他们能够批评既有的传统，并不断地宣传新的逻辑和角色认同。创新人才培养特区30年的演变，昭示了“传授范式”和“学习范式”两种制度逻辑的
非兼容性，改革者倡导的“学习范式”逐步扩散并成为中国大学常规化的逻辑。 三、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制度化：制度性利益的建构与实现
1978年，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中国大学还只有零星的探索，然而，到2010年前后却突然风靡一时，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这种教学改革为中国大学所采用并普遍地扩散开来？这是教学改革的制度化问题。所谓教学改革的制度化，指的是一项具体的教学实践获得普遍认同而扩散的过程。制度化是任何教学改革持续有效的关键。探讨教学改革如何制度化，关键是分析一项组织实践产生及扩散的动力机制。
１．经济过程与制度过程：教学改革制度化的两种解释路径。对教学改革制度化的传统解释来源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经济学理性主义视角将制度扩散的原因归为“效率”和“理性”，认为教学改革的扩散过程是一个经济过程：大学采用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制度模式是组织自身理性决策的结果，是场域的竞争机制迫使大学采用这种绩效最大化的改革策略以求在激励的竞争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然而，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是一种“效率最大化”的教学改革吗？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可靠的实证材料支持创新人才培养特区与创新人才培养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事实上，人们对创新人才培养特区是否真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存在持久的怀疑。刘献君和张晓东关于“少年班”办学绩效的研究为这种怀疑提供了依据，如其所言，“从组织绩效看，少年班精英人才成效与重点大学普通人才培养成效差异不是很明显，至少不能明显地看出精英学院的组织绩效。”由此可见，经济学理性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中国大学的兴起。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反对效率和竞争是所有组织变迁（制度化）背后动力这种思想，而强调教学改革的扩散是一
个制度过程。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源于“权力”和“合法性”，国家、市场等外部因素在大学建立
创新人才培养特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改革正是通过“制度同构”机制进行传播与扩散。这种理论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些并不会使绩效最大化的组织形式可以成长起来和繁荣昌盛。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一旦一种组织形式是嵌入（制度）性的，
其生存与繁荣的能力就较少依赖绩效，而较多地依赖其所传播的可靠的秩序意义。“钱学森之问”的冲击使创新人才培养特区获得公众和政府的广泛认同而日益制度化，最终成为中国大学场域中的标准组织形式。组织形式标准化的根源不是竞争，而是处于支配地位的专业精英散布一种单一规范标准的权力之结果，是管理者模仿那些取得了显著成功的组织形式的自然倾向之结果，是政府强制其他组织遵守其要求的权力之结果。创新人才培养特区30年的发展似乎支持了这种解释逻辑：具有自我意识的
改革精英积极引进“以学生为中心”的制度逻辑，并游说管理者支持“少年班”这种“最好”教学改革模式。这种模式最早在一所声望卓著的重点大学实施。其后，由于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重点大学迅速发展而受到公众的关注和国家的支持，其他大学
对重点大学的这种模式和实践所获得的声望和收益十分羡慕，这种羡慕很快促使它们进行模仿，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实践因普遍扩散而制度化。
２．制度性利益：创新人才培养特区起源与转型的动力机制。尽管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比经济学理性主义在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制度化问题上更具解释力，但是这种解释还不完整，它并没有解释中国大学为什么要选择创新人才培养特区的组织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