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大历诗变和中唐两大诗派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fc3a6323968011ca30091f6
的灾难，强烈的反差造成令人震惊的效果。在这种对比中，白居易有意造成对比双方在文字上的不平衡，极写矛盾的一面，而在关键的地方急遽转出另一面的反差而终，令人嗟叹不已。
其次，白居易善于从具体的形象和典型的心理引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卖炭翁》就写了一个烧炭谋生“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老翁被彻底炭化的形象，一个烧炭的人却饱受“冻馁”之苦，为了获得“身上衣裳口中食”，点出“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矛盾心理。最后却以“宫使”的掠夺作结，让人感愤之余不禁对老翁的生活充满担心。这就深刻表现出当时名为“宫市”而实为掠夺的强盗行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头鬓眉须皆似雪”“左臂凭肩右臂折”的老翁，在询问折臂之事时说出天宝末年为了逃避讨伐云南的军役，自己忍痛捶断的悲惨经历。但是肢体虽残，一生尚全，从这种反常的故事里控诉兴兵邀功的罪恶。
再次，白居易面对民生疾苦，表现出可贵的自我反省精神。因此他的讽喻就带上了道德愧疚的良知。在《观刈麦》中：
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 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 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 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 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 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 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 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 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 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 尽日不能忘。
从五月农人炎天夺食的劳作中，特写一个饥妇人抱子拾穗的形象，丰登的场面和农人饥饿的特写之间形成对比，而诗人自己惭愧于吏禄余粮的这种心理，把诗歌的精神凭借良知良能的反省，开掘到深刻的感人层面。这种可贵的精神是历代官吏得意觉醒的借鉴。与此相同，白居易的一首《新制布裘》诗，也属于讽喻诗。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 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 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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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写自己身着新制棉衣的舒适和温暖，由此推己及人，想到天下贫寒之人，希望“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这是继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所表现的“宁苦己以利人”之后，愿意“推己以及人”的珍贵情怀。 再次，白居易有时候自己一作者的身份直接对所表现的事件以议论、批评。例如在《红线毯》中：
红线毯，择蚕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
染为红线红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 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 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 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写了蚕丝织就的红线毯如何松软华丽，供奉权贵歌舞享乐，耗费民力财力，但是诗人却对宣州太守这种害民自售的作法“点名批评”，“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非常直接，沉痛义愤。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中主张诗歌的声情之美和意义之实，不少作品为了追求意义的明确和尖锐，不息牺牲声情，但是，《上阳白发人》则是将二者成功结合的典范之作。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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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 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诗中写了一个在深宫中虚度一生的宫女，十六岁入宫，今已六十，遭到杨妃的忌妒而遣送上阳宫，从此开始了他孤独而苦闷的一生。诗人以“春日迟”“秋夜长”引出对春秋漫长季节的煎熬，从景物的描写和氛围的营造中表现宫怨的情怀，然后以春来秋往“不计数”的漫长，总括了她的命运。她保留着天宝旧时装束的典型特征，成为宫闱制度下精神的牺牲品。最后在咏叹中对上阳人报以同情。展示了她从充满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在深宫中被埋葬的悲惨经历。 参与新乐府写作的还有元稹，但是在总体成就上不及白居易。他的《织妇词》、《田家词》展现了在沉重的赋税压力下的耕织之苦和社会矛盾。
三、走向通俗的元白诗派
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人在写作乐府诗歌讽喻现实的同时，表现出了一种通俗化的诗风，就是要求诗歌用明白晓畅的语言，传达当下现实中流行的时事感受，或者诗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总之，平易的语言表达平易的感受，是元白诗派的基本风格。因此，元白诗派的通俗化倾向成为中唐诗坛的一种新变的倾向。在盛唐气象衰退于大历时代之后，元白诗歌的这种新变，无疑表现出了崭新的时代精神。
元白诗歌的通俗化其实在乐府讽喻诗中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最具影响的则是元白在中唐流行的传奇小说基础上，用长篇的诗歌演绎传奇故事的悲欢，或者用以叙述盛衰之变的伤感。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长恨歌》主要按照当时社会流传的玄宗李隆基和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以七言歌行的体式进行歌咏，这是社会盛传艳事、感慨时事盛衰的时代风气在诗歌中的反映。
诗歌的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杨妃入宫专宠的极盛时期。以艳情的笔调从民间流传的故事，描述杨妃的天生丽质，叙述承欢入侍的经历。从“君王从此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等句，写李杨二人沉湎于胶漆热烈的感情生活。这是他们美好姻缘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诗人在渲染这种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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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纵的生活时，又从“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等句，暗示了某种危险的结局，因此，这其中可能包含了作者对玄宗荒嬉国政的遗憾，后来的读者认为此诗也带上了讽喻的意思。其实，这里确实按下了盛极转衰的某种因子，这种表述的方法，是从传统的哲学观念中来的，又是中唐人事后反省中得到的共识。所以，盛衰之变，无论是对历史兴亡，还是对人情离散来说，都是最为基本的主题模式。在这样的结构中，一般的故事都会展开在“盛——变——衰”这样的写作范式中来。这种范式是一个十分积极而充满张力的矛盾对立结构。因为，首尾的盛——衰之间是排斥的，为了强化盛衰之间的对比度，作者一变会集中笔墨、强调盛、衰的程度。所以，写盛要写到“极限”，写衰也要写到“极限”，一方面体现了“物极必反”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借助这种矛盾间的张力来把渲染的笔墨推向极限。相应的，在首尾的盛衰的两极间，展开“变”的一瞬间的演绎，就取得了巨大的“戏剧效果”，在这样急剧转变的瞬间，展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是“盛极转衰”的必然性。而且，政变——情变之间存在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相互伴随出现，但是有不存在绝对的因果联系。因此，传统悲剧中的故事，充满了无奈。
第二部分，写马嵬事变引起的帝妃情殇。上一部分正在渲染骊宫高处的瑶池宴饮和乐舞飘扬，急转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鼙鼓军中的喧噪，扰乱了霓裳羽衣曲的乐章，而“霓裳羽衣”本来是指衣裙，这里用“破”字，就展现了“撕破”太平岁月的强烈感受。进而写仪仗西行，犹是皇家气象。“六军不发可奈何”，犹是垓下霸王之悲，杨妃死难，用“婉转”二字，道尽曲折。从此，诗歌以玄宗为抒情主角，展开漫长的思念。蜀中的道路萧索、关山惨淡、青山碧水、夜雨淋铃。归来池苑，春柳芙蓉，依稀犹是，衰草红叶，一切皆非。得意时，春宵苦短，失意后，秋夜恨长。飞萤暗火，灯盏孤光，极力渲染难以入梦的煎熬和孤独。
第三部分，以道士到蓬莱山寻访杨妃魂魄而辗转恩爱誓言为结，人间的离恨在仙界的继续，点出“长恨”的题旨。从上一部分君王苦思转下道士方术的奇异，从升天入地到造访蓬莱，借助神仙世界的玄妙和想象，摄取往日迷人的丰采和今日仙人的飘逸。从杨妃致词、赠物言志的片断表达今昔之间的夙愿。
这首诗在主题上存在争议，有主张讽喻批评的，有主张感伤艳情的，有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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