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从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论其道术结合的思想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cd303d180eb6294dd886cc6
好道思存仙度者，子可以吾今上清道业众经传之。当缘子度道明识吾言。”抱朴子君建元六(二)年三月三日，于罗浮山付(葛)世，世传好之子
弟。
这一材料揭示了自葛玄以来葛洪家族内部经典传授的情况，其可信度应是比较高的。只是其中“建元六年”应为建元二年(公元
344年)的抄写之误，因为东晋康帝年号建元，总共只有两年。①这是目前可见的有关葛洪活动的最后一条历史记载。由于道教内部有道士临终
授经的传统，因此，葛洪在罗浮山去世的时间应是晋康帝建元二年三月三日，当时在其身边奉受灵宝经典的有弟子海
安 君、葛望、葛世等。[7]葛洪享年61岁。由此可知，罗浮山在灵宝派的传承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罗浮山与葛洪的关系，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罗浮山是葛洪烧炼金丹的理想之地。首先，烧炼金丹必须在名山，而岭南名山只有罗浮山。司马迁说:“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
在中国有五岳作镇，罗浮、括苍十山为之佐命。”《抱朴子内篇·金丹》说:“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又引《仙经》说:“可
以精思合作仙药者，有华山，泰山，霍山，??罗浮山。必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
，药必成。”其次，丹砂是最好的药物，而岭南正好盛产丹砂。《抱朴子内篇·仙药》说:“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白银。”刘向所著《
列仙传》说巴戎碧鸡祠主簿赤斧能作水银炼丹，与消石服之，且“卖于苍梧、湘江之间”。近年汉代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五色药石”说明以服
食为核心的神仙养生思想在岭南历史悠久。[8]（141），岭南所产丹砂尤为难得。据说出于汉代《金碧经》中的《丹诀》的《丹论诀旨心鉴》
说:“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真诰》卷十四说，张礼正、冶明期炼丹时，“中患丹砂之难得，俱出广州为沙门”，“遂得内外沿澈 ”，“俱为上仙”。“出广州为沙门”当有误，因《太平御览》卷六六九所引《真诰》说的是“方患丹砂难得，去广州为道士，仙去飚室为上 仙”。罗浮山出产丹砂，为葛洪在该山就地炼丹提供了可能性。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广州，是
岭南和“南洋”等海外的“丹砂灵药”的集散地。 [9]
罗浮山是葛洪写作《抱朴子》等书的理想之地。葛洪寻名山著书是他自己在《抱朴子内篇·金丹》中明确指出的:“余所以绝庆吊
于乡党，弃当世之荣华，必欲远登名山，成所著子书，次则合神药，规长生故也。”这里所说“子书”即《抱朴子》。秦汉时期，南越社会巫
觋活动频繁，神话流行，罗浮山为近海之山，海天变幻，独特神异，与汉魏道教神话仙迹结下了不解之缘。黄巾起义后，道教在中原遭到镇压
和禁止，岭南之偏安正好使其成为道教公开传播和发展的地区。再则，东汉最后一位交州刺史张津信奉并倡导道教。《晋书》卷十六《地理志
》已载，建安八年时，张津是刺史，士燮是交趾太守，张津死后，士燮及其家族割据交州达数十年之久，而士燮是道教中人，这使得道教的影
响能够在岭南长期延续。牟融《理惑论》说:“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
之者。”安期生、王远、桃俊(姚俊)、东郭延年、梁卢、王佐、任教、葛玄、鲍靓等均在此修道。罗浮山是当时岭南道教的重镇，道教信徒活
动频繁，有条件在与各方人士的交流中集百家之所长而有利于著述。葛洪的著述，包括《抱朴子》在内的大部分均完成于35岁之前，而葛洪在
21到31岁这10年的时间内居于罗浮山，则罗浮山是葛洪主要著作的诞生地。此外，《元始上真众仙记》(即《枕中书》)是葛洪晚年在罗浮山完
成的。《神仙服食药方》十卷，《房内秘术》(即《房中秘术》，避隋讳)也大致作于晚年，[10]（66）当在罗浮山完成。
岭南文化对葛洪的道教思想有影响。葛洪的道教思想以其14岁时从郑隐所受的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王岳真形图》、《枕
中五行记》、《九丹》、《金银液经》、《黄白中经》等为主，《抱朴子内篇》所述内容可证实这一点。如《抱朴子内篇·遐览》说:“道书之
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降》也。”葛洪还从鲍靓处得受《古三皇文》。葛洪31岁时，鲍靓不再担任太守，葛洪随他回乡，鲍
靓在句容传许迈、吴猛、徐宁等人，从而成为上清派的思想渊源之一。从这时起至50岁重返罗浮山为止这一期间，葛洪当与鲍靓有学术上的交
流。只是由于葛洪晚年著述不明或不存，故鲍靓对葛洪的思想影响不太容易判断。但这种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崇文总目》卷四有《罗浮山石
壁记》一卷，题为太乙仙师撰。《宋史·艺文志》载《太乙真君固命歌》一卷，葛洪译。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五说:“《太乙真君固命歌
》一卷，《中兴艺文志》题真人勒于罗浮山朱明洞阴谷壁，古篆文字。东晋葛洪译，鲍靓行于世。言房中术。”由此看来，《太乙真君命歌》
即《罗浮山石壁记》。“古篆文字”说明其为先代遗迹。蒙文通在《晚周仙道分三派考》说:“谅玄泰一派，早行于晚周，至汉而著录己多。”
[11]（335）前述后汉桃俊于罗浮山所师东郭延年即以能行容成法著称，所以道教玄泰容成学说在罗浮山的传承当有较长的历史。清代陈伯陶《
罗浮志补》说:“葛洪所译《固命歌》亦班孟坚(班固)所谓房中者”，“书今已佚，其大旨当不外此。”葛洪、鲍靓对《罗浮山石壁记》的整理
，是他们在罗浮山共同进行道教学术探讨的重要佐证之一。此外，从更宽广的视角也可以看出，岭南文化对葛洪的道教思想是有影响的。汉晋
时代林邑、扶南崛起，交趾俚僚移徙巴蜀等北方之地。《隋书·林邑传》记载，林邑葬俗中有七七、百日之乱，蒙文通在《古代中国南方与交
趾间之民族迁移》文中认为这是道教信仰的表现而且流行于北魏、北齐时期:“林邑之俗盖随民族之北徙而传之中国也。”由此看来，古代南越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也是道教文化的渊源之一。葛洪《抱朴子内篇》中许多禁方法术即来源于南越等南方民族之巫术。[2]（88）南朝梁任《述
异记》说:“南海有盘古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瓦庙，今人祝祠。南海中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据此
，葛洪晚年在罗浮山撰写的《枕中书》所创造的道教至尊神元始天王开天辟地的形象，是直接源于南粤少数民族的盘古信仰。[1]
二、葛洪道术结合的思想
葛洪一生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
南方区域，尤以广东和江(苏)浙(江)为两个活动较
多的地区。葛洪的时代，道教方术非常盛行，但流弊不少。他在《抱朴子内篇》的序言中说:“道士渊博洽闻者寡，而臆断妄说者众”，《金丹
》篇说，他所见到的徐、豫、荆、襄、江、广数州的众多道士“虽各有数十卷书，亦未能悉解之”。大约同时或稍晚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也
说，道士不尽职，使得老百姓“不知有道，不知有法，不知有经，直奉自然也”。这说明道教诸术确实有必要建构清晰的理论表述形式。道教
要取得生存权利和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为自身的信仰建立哲学论证。葛洪适应了这种需要并付诸行动。
葛洪受过雅文化的熏陶，具有哲理思考的能力，同时，他对民间的巫术、方术等俗文化有兴趣，道教发展的时代要求自然而然地
落在他的身上而经由他得以满足了。这体现在，葛洪为了“考览养性之书，鸠集久视之方”，曾“周旋于徐、豫、荆、襄、江、广数州之间”
，交遇这些地方的“俗道士数百人”，找到了数以千计的“奇书”，，对这些方术之书进行综合整理,与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稷下道家、
黄老道家、王充、嵇康等的思想相结合，于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写成《抱朴子》一书，成为其众多著作中最典型的代表作。《抱朴子》
以炼形全身，追求长生不死为宗旨，综合繁杂的多种道书的内容，撇汰伪技杂术，把多种方术罗致于其中，把除内容只能口传之外的东西剥去
隐语，给修道者大致点明了长生的途径，把道与术结合起来，对修道给予了较为系统的理论解释，成为在道教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重要著作之
一。
葛洪所利用的现成思想材料主要是玄学。受玄学的影响，葛洪在《论仙》中用本末来说明现象界的参差不齐、多姿多彩:“其异同
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是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本是静而不动的，末是动而变化不休的。《道意》说:“俗人不能识其
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本末动静的根据是道。道是万事万物的大本。“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葛洪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