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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乞丐问题浅析
摘 要：清朝乞丐在继承中国历代乞丐生活方式的同时，在生活状态和谋生方式上有了一定的变化。清朝乞丐的数量、组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是由天灾人祸、人地矛盾、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等因素诱发的。清政府针对乞丐给社会带来的一系列影响，采取了一些新的救济和治理措施，为我们解决当今乞丐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
关键词：乞丐；管理；清朝
乞丐处于社会底层，为世人所忽视，乞丐问题也长期被拒之于学术殿堂之外。直到近些年来，乞丐问题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主要对乞丐的成因、生活方式、类型等方面进行论述。目前学术界多侧重于对中国历代乞丐的描述和民国时期乞丐问题的研究，但对清朝乞丐问题的专门论述比较少。清朝的乞丐是中国古代乞丐的一个缩影，而且清朝距今时间较短，清朝乞丐问题的研究，对解决当今乞丐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值得分析。本文拟从清朝乞丐的生活现状、乞丐的组织、乞丐大量存在的原因及清政府的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清朝乞丐的生活现状和类型
在探讨清朝的乞丐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什么是“乞丐”。“乞丐”在我国上古文字中，最早是以单音词的形式出现的。汉字“乞”的意思是祈求、求讨，同时“乞”本身又具有相反的意义，指给予，也就是说，“乞”将一对相反的意思集于一体。无独有偶，与“乞”一样，“丐”作为一个单音词也具有相反的双重含义，即既可以作乞求用，又可以作给予用。最初“乞”与“丐”多作为祭祀用语，来表示向上天求雨、祭祀天地以求丰收，或者祈求神灵保佑、避除凶险。[1]这种祈求的意思被沿用了下来，逐步世俗化为表达一般性的求取行为，并以“乞丐”指称那些“生活没有着落，而专靠向人要饭要钱过活的人”①。
乞丐有着长远的历史，清朝乞丐的生活习俗是中国古代乞丐生活习俗的一个缩影，向世人呈现出一幅幅酸楚的画面。
（一）清朝乞丐的生活现状
在衣着方面，衣衫褴褛是乞丐的特殊标志。清代程趾祥的《此中人语》卷二“乞丐风流”条记，记载了一落魄乞丐的自作诗句：“鹑衣百结走风尘，落魄谁怜此一身。世路崎岖侬历遍，逢君今日独周贫。”[1]“鹑”是鹌鹑，鸟尾短秃，以此来表示衣服破烂，无法遮盖身体，由此足见乞丐生活的贫穷。
在饮食方面，乞丐主要靠别人的施舍。《清稗类钞·乞丐类》中“丐者乞残羹”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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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一乞丐向宴客的富翁乞食，几经周折方讨得残羹残肴之事。另外，在清代也有一些乞丐通过出卖低贱的劳动力，来换取“剩饭”之类的食物。因此，“要饭的”是清朝对乞丐最通俗的一种称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乞丐人生的酸楚。
在住宿方面，一般来说，乞丐的居所，由于受无产无业的经济状况及身为社会底层角色的限制而显得十分简陋，比如借宿破庙、废祠或河沿之地。清钮琇《觚剩》卷七《奥觚》记载了一啖石乞丐，“幕栖三界神庙，天暑必浴于庙前之江。”②乞丐受其四处乞讨的生存方式的制约，居住地多随意而定，但也有较集中的情况，比如清政府设立的一些乞丐收
①②
吕叔湘.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997. 车吉心.中华野史[Z].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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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机构。在清代，还有一种民办兼有营利性质的乞丐居所，《清稗类钞·乞丐类》中称之为“火房”，专“收穷无告者居之，日取资一文，亦有不收资者，则慈善事业也”①。
在相伴物方面，乞丐虽是无产无业者，但与其相伴之物还是有的。就活物方面来说（在这里除去乞丐为伴的情况），与乞丐相伴较多的有猴、狗等动物，乞丐通过这些动物的杂耍来讨取食物或钱财。在这一过程中，乞丐与动物往往会形成“伴侣”的情感。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如是我闻（四）》中记其舅所述，说是一个死于道途的乞丐，其犬一直守护在其身旁，“夜有狼来啖其尸，犬奋啮不使前；俄诸狼大集，犬力尽踣，遂并为所啖。”②就用物方面来说，清朝乞丐除拥有大家所熟知的打狗棒，还有行乞必备的讨饭碗，如钵、瓢、葫芦。《清稗类钞·乞丐类》记一自称“李仙”的乞丐，“行乞于市，恒荷大葫芦，得钱，必就肆饮。”③
（二）清朝乞丐的类型
清朝的乞丐各式各样，依据其行乞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一是江湖乞丐，这是一种专门游走于江湖各地的游丐，每到一个地方即向当地的乞丐头子讨钱，一年到一地只有一两次。二是挟技乞丐，这是以卖艺来行乞的乞丐，他们游走四处，不常停留在一个地方，有的唱曲，有的吞刀，有的耍猴，这多能吸引人的兴趣，每演一段或在精彩处向群众讨钱。三是劳力乞丐，这是靠出卖劳动力来换取钱物的乞丐，他们或充当一些体力劳动者的助手，如帮助车夫拉车上坡，或替人运送行李等物品。四是残疾乞丐，这是一种以身体的残疾作为资本，博取路人的同情而行乞的乞丐，但残疾人中，尤其在晚清时期，畸形的身体多是人为造成的，其中常有恶人强迫他们借残疾行乞，以从中获利。五是诡托乞丐，即以谎言作为依托，取怜于世人而获得乞讨之物的乞丐，如谎称父母生病而无钱医治，谎称家里有死者，但无钱下葬。六是强索乞丐，即强索硬要，耍无赖的乞讨者，要钱不给时，即刻露出无赖的本来面目，自己割破自己的头、臂或脸颊，以流血吓人，直到讨到钱财为止。七是卖物乞丐，即以卖如掏耳勺之类的小物品为乞讨来源的乞丐，其中也有以此为掩饰，为其他乞丐不法行乞充当耳目的。[2]八是庆吊乞丐，这是专门向举办红白喜事的商店、铺面或人家索要赏钱的乞丐，主人多为耳目清净而给予施舍。[3]
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乞丐，组成了“大社会中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单元层次，一个小社会，肮脏、丑陋与罪恶交织的弥漫性群体。”④这一群体又称为“丐帮”。
二、清朝的丐帮
乞丐结帮的动力来自于乞丐自身生存的需要，为了能在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中讨生活，为了能在异地他乡立足，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互助组织。
（一）丐帮的渊源
有一曲乞丐唱的“莲花落”，唱出了“丐帮”的历史渊源：“唐朝起，宋朝兴，千古流转到如今。不做强盗不做贼，不祸国来不害民，三条大路行当中。花子莫要看不起，洪武皇帝讨过米。汉朝大将算韩信，九里山前十里埋伏也把霸王困。将军少年受过贫，乞食漂母在淮阴。大宋有个吕蒙正，满腹经纶人中凤，赴考京城时运否，身无半文又生病。讨米花子义气高，讨得钱来救英豪；英豪得中龙虎榜，官居一品历三朝。卑田院里挂直匾，从此丐帮美名标。”⑤
“莲花落”虽然没有唱出丐帮产生的具体时间，但是说丐帮出现于“唐朝起，宋朝兴”之际，则是肯定的。据曲颜斌先生考证，“南宋时，中国业已正式出现了名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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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6.5475.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52. ③
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6.5289. ④
曲彦斌.乞丐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 ⑤
笑生、书清.湘东卑田院拾遗[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35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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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乞丐行帮组织，首领叫‘团头’，是世袭制的。”①总的来说，丐帮形成于两宋时期，发展于元、明时期，大盛于清代及清末民初之际。
（二）清朝丐帮帮主
清政府以县为单位来治理乞丐问题，各地都有管理乞丐的行帮首领，称为“丐头”，也就是丐帮帮主。丐头的产生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乞丐们自己推选出来的，这类丐头多是身强力壮、财力过人或是流氓恶棍、蛮横无理者，他们令众乞丐为其震慑而成为丐头。二是破落的世家弟子，他们靠着旧日的中上层社会关系，又多少有点文化，成为乞丐中的“精英”分子，乞丐们乐得利用其势力，便拥戴这些“精英”执掌丐帮权柄。三是世袭形式，在官办性质的丐帮中，丐头多是世袭的，由前任丐头的儿孙或由其指定的继承人担当，这种丐头往往一半是乞丐身份，一半是官府身份。[4]丐头行使权力，通常以“杆子”作为信物。
在丐帮中，“杆子”是权力的象征。《清稗类钞·乞丐类》记清代北京丐帮的杆子：“乞丐之有丐头，尽人知之，而不知丐头必有杆子以为证，如官吏之印信使然。”“丐头之有杆子，为其统治权所在，彼中人违反法律，则以此杆惩治之，虽挞死，无怨言。杆不能于至辄携乃代以旱烟管，故丐头外出，恒有极长极粗之烟管随之。”②“杆子”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在帮内具有信物的意义。新任丐头要祭祀“杆子”，标志受权；新入丐帮的一般都有“拜杆”仪式，表示服从管理。但事实上，杆子的实质不过是乞丐乞讨时所拿的打狗棒的抽象标志，它本身具有护身和攻击的作用。《清稗类钞·乞丐类》记载清道光年间，京师永光寺前有一乞丐，“年约四十，善杖击”③。乞丐手中的这根棍一可扶持，二可防范，是乞丐不可缺少的“工具”。
（三）清朝丐帮的经济来源
清朝丐帮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乞丐的乞讨，二是社会的赈济。
乞丐的乞讨是丐帮主要的经济来源，这种乞讨建立在丐帮结群倚势的基础上。原先乞丐单个、被动地求取施舍，已经转化为丐群集体“反客为主”的强索了。施舍者的施舍已经不是出于对乞丐的“可怜”，而是迫于丐帮恶势力扰攘的“可惧”，出于“远祸”而不得不为之的行为了。例如清代京师的黄杆子丐帮，其中多是八旗中游手好闲、横行市井之徒。黄杆子丐帮的乞丐，平时并不出来沿门叫化，而是在端午节、中秋节或年终时节到各店铺去讨钱。到时候，两三人一伙，有的唱曲，有的敲鼓板。唱的手背向上，敲鼓板的平拿着鼓板，示意施钱。每到店铺门前，立即有店中伙计出来，把至少五枚大钱先高举过头，然后再恭恭敬敬地放到鼓板上，而且必须在他们唱第五句之前就出来施钱。如果有哪家违反了这些规距，他们转身就走，也不说什么，然而次日即来更多乞丐，再次日又增。他们围聚在店前不走，不讨钱，也不恶作剧，却使店铺无法营业。店主只好请人从中斡旋，再赠以数千钱打点了事，给少了都不行。如果能多花钱请帮主出面调解，还会解决得既顺利又快。由此可见其乞讨手段的肮脏，成为侵扰社会的公害，同时这也将进一步培植乞丐懒惰的寄生性劣根。[5]
各种方式的“社会赈济”也是丐帮经济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清光绪年间的天津，乞丐增多，城内绅民在“善举”的名义下举办各类“善社”，向乞丐施医、施食、发放米票予以赈济。《清稗类钞·乞丐类》记光绪初年，江苏淮、徐一带的乞丐，“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其首领则衣帛食粟，携有官印之护照，所至必照例求赈。且每至一邑，必乞官钤印于上，以为下站求赈之地”④。但是在分配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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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彦斌.乞丐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78. 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6.5471. ③
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6.5483. ④
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6.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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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丐头占大头，“求赈所得，多数肥己，余人所获，不及百之什一也”①，由此可见丐帮实行的乃是霸主式的封建家长制度，其经济来源反映了丐帮社会的顽劣习性与流氓风气。
三、清朝乞丐存在的原因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无因之果。清朝乞丐大量存在，是由多种因素诱发的：
第一，天灾人祸。中国是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的耕食大国，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封建经济发展至清朝，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仍十分有限，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相当多的人，尤其是农民，不得不把逃荒视为出路。他们丧失了产业，没有职业，成为乞丐的“后备军”。人祸主要包括兵燹、匪患、吏治腐败等。纵观中国古代社会，人祸往往与天灾并行，清朝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清末。清王朝政治腐败，官吏贪黩，加重了灾荒的社会危害。灾荒岁月，地方官或隐匿不报，或挪用赈款，中饱私囊。百姓不仅得不到妥善的安置和救济，反而备受迫害，促使更多乞丐的形成，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人地矛盾。清代推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②的政策，人口增长迅速，造成人满为患。据统计，顺治八年时“人丁户口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③，康熙十五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六百三万七千二百六十八”④，乾隆六年“通计各直省共计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零一千五百五十九人”⑤，乾隆三十年“各省人口二亿零六百九十九万三千二百二十四人”⑥，嘉庆八年“除湖北、陕西、福建三省未经查报外，各省人口总计三亿二百二十九万六百七十三人”⑦，道光二十年“除福建、湖南未报外，总计各省人口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八人”⑧，由此可见清朝人口增长之迅速。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均耕地为5.7亩，雍正二年人均耕地为5.6亩，乾隆十八年仅有4亩，乾隆四十九年为2.6亩，道光二年为2亩，咸丰元年的时候，全国人均耕地仅为1.7亩。[6]但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人地之比大致为一比四，也就是说，每人平均四亩土地才可维持生计。由此不难发现，清朝人地之比严重失衡，大量农民被迫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来源——土地，其中无产无业者极可能成为以乞讨为生的乞丐。
第三，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有着厚德载物的胸怀，洋溢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美德，主张对万物一视同仁。正是在这种施以仁爱的文化态度的影响下，乞丐得以在社会上存在。在清代，政府对乞丐的管理实现了制度化，并承认了乞丐的职业化，给乞丐的存在以宽松的社会环境。乞丐固然值得怜悯，但乞丐不劳而获的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中的其他人。清人诸晦香《明斋小识》载有一例，说是一生活殷实人家的儿子突然去做了乞丐，任家族的人怎么劝说，也不能使他改变主意，他说天下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当乞丐了。[7]在众多乞丐中，有许多并非生活困难者，其中不乏有受乞丐消极颓废、玩世不恭、鄙薄伦常的文化特征影响的人。这些特征与某些人，如好逸恶劳者、玩世不恭者、落魄失意者的价值取向能产生共鸣，从而吸引其成为乞丐大军中的一份子。
第四，习惯成自然。在一些经济落后，生存环境不稳定的地方，逃荒世代相传，并逐
①②
徐珂.清稗类钞[Z].北京:中华书局,1986.5486.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2363. ③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984. ④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1580. ⑤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3372. ⑥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3989. ⑦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4991. ⑧
戴逸、李文海.清通鉴[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5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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