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一 文章革命队伍中女性的不幸：为范元甄辩更新完毕开始阅读16249b0619e8b8f67d1cb98a
开明家庭，受过 “五四”洗礼，潜意识中有自我实现的要求；只是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就要比要男人矮一截，或者受丈夫牵连而得到降职处理，肯定令她感到怨愤。当然，如果她有李锐那样的眼光、胸襟、才华，于逆境中能够坚持得住，能够通过写诗、独立思考得到排解，与李锐同气相求，这敢情更好；但任何人不能拿这个要求范元甄，她受她的时代的局限，这是大多数人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时候，拿那种古典美德要求她，一定要默默无闻死心塌地地跟着丈夫受罪，同样也是一种封建眼光。
在这点上，叙事者李南央多少有点令人遗憾。这个声称自己“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她的眼光并没有超出这种体制根深蒂固的“父权”和“男权”的立场，缺少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理解母亲，对母亲的作为一个新女性实际上的不利处境较少体谅。比如前面提到的“??很感到失去了自我。”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通过封建“婆婆”的口吻来体现的，在这两者构成的混合语境中，“自我”可不是什么好词。再比如在谈及母亲当过某保密工厂的总工程师时，接着来了一句：“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其中不加掩饰地表露的讥讽仍然来自对于权高位重的某种仰慕。我们甚至会感到她在拿今天母亲的落魄和父亲的成就相比时，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这样的结局本来就有某种不正常的东西，试想如果李锐出来以后这对夫妻再复婚了，范元甄的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她肯定不会这样惨、这样无人问津。
第二点：若干年所使用的这一套革命话语缺乏“后援”力量，是指它作为一套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严密体系，却严重缺乏有关日常生活所遇到问题的种种解答和规范，比如有关生育、养育、家庭、夫妻伦理、上下辈伦理（和老人的关系及同孩子的关系）等等，如何正当对待这些问题，处理其中出现的矛盾，革命话语并不负责提供所需要的解释。显然，担当生育责任的妇女在这方面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当革命工作和生养孩子发生冲突怎么办？年轻的、处于生育期的女革命者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同样，它们在丁玲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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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称之为 “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讲无关”，已经将某种匾乏空缺挑得很明确了。而一旦暴风骤雨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结束之后，这些问题立即作为日常生活及其背景浮现出来，成为摆在面前饶不过去的难题。战争时期往往是家破人散，动乱结束之后，找回亲人来怎么相处？假如对方属于敌对阵营（即成分不好）呢？战争所需要的和养成的敌情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放得下，关键是培养出这种敌对观念的权威意识形态没有进行适时的转换，对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一时难以适应重新开始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也取决于个人素养和资质，有些人天生富有人情味，像李锐，而另外一些人未必，这其中没有必然性。拿李南央本人来说，“文革”期间也有好几年不和有“严重问题”的父亲李锐来往。说到底，个人主要是环境的产物。
就一般情况而言，男性革命者如何对待 “后援资源”的缺乏呢？用老办法比较简单便当，即封建的办法。在对待家庭，对待夫妻人伦、婆媳关系等方面，如果革命的教科书上没有写到的，便沿用封建的老一套。指责女性革命者生孩子之后就“落后”了，就“拖后腿”了，是传统的把女性看作“次等”的看法的延伸。在承担家务事方面，家庭各种管理方面，大多是沿用“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而女性革命者呢？她们就变得没有依托、没有归属了。她们尝到了解放的甜头于是不可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回到她们的母亲、婆婆所走过的道路，承担老式妇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繁重而没有名目的角色，而适应新秩序的整个一套称之为“后援”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她们仍然处于各种新和旧之间的冲突、夹缝之中，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不仅在周围环境中没有消除，而且还很强大；即使她们本人，也背负、因袭着许多旧的负担，内心有着许多阴影，常常处于自责和不知所措当中。
不难想象，处于这种状况中的妇女真是孤独极了，压抑极了，没有人来帮助她们，没有人给她们以适时的指教，以及将她们的生活（生养、做家务）纳入一个可以解释的范围。在难以想象的孤独和压抑之中，她们只是凭借本能而在黑暗中摸索、挣扎。有了孩子不得不生下来，丈夫不管家务事自己不得不咬着牙全部承担起来，尽管这样，和老式的婆婆之间还是矛盾不断、战火不息。没有一本书告诉她们到底该怎么办。有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没有一本《论女共产党员的修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范元甄种种不近人情的过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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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是孤独而造成的压抑的结果。“革命”将一些东西排除出去，将日常生活背景发配到不加言说的“黑暗”中去，从而也把这些女人推到了“黑暗”之中，过度的压抑和孤独造成了她们心理上的不正常，处事方面则体现为急躁、暴躁。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母亲所面临的新与旧的难言冲突中，一般来说，孩子容易倾向于一个保守的立场。这是他们幼小、弱小的位置所决定的。因为他们要长大成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照顾。生命嘛，始终在渴望也在争夺自己所需要的阳光和雨水。孩子并不是天使。就我本人而言，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至少是不理解、漠不关心的过程。每当祖母指责从“解放区”走出来的母亲，说她“不顾家”、“不会做家务事”时，我毫无保留地站在祖母一边，从感情上和认识上全盘接受祖母的一套，觉得像祖母那样把整个心血和生命贡献给儿女的人才是好女人，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但有谁替母亲想过？想想她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感到的困惑：在如此激烈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如此的方式深刻触及到个人时，一个从新思潮走出来的妇女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她们如何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如何坚持早年将她们解放出来的社会理想？如何面对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的自己的身份与工作，而原来他们都是平等的革命队伍的同志？如何对待婆媳、姑嫂、妯娌等等复杂的关系？如何对待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孩子？她们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呢？婚姻不如意或者出现问题怎么办？而当她们从孤独、压抑中无力摆脱，会不会被自己的急躁、暴躁吓坏了，从而产生更大的急躁和暴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包括在那些黑白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当某种莫须有的罪名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能指望妻子们一个个都是女先知？她们一定要在谁也看不清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只能跟丈夫保持一致？听上去我想为范元甄辩护了，是的，如今我们也已经成熟，遇到了母亲那一辈曾经遇到的和不曾遇到的问题，于是对母亲们的孤独、压抑可以有一个比童年时期更宽容、更理解的看法。我想恐怕这一代妇女是历史上最孤独。最无援的一代人了。她们所忍受的东西是难以想象的。 问题如果进一步引申开来一在革命话语及其做法中，所有这些可以称之为“后援”的东西没有它们的地位，革命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重新分配权力，那么这个革命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那就需要更复杂、更困难的论证了，不是这里所能解决的，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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