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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汉宋调和论
摘要
清乾隆年间，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二派学者引领整个学术风潮，他们多以东西两汉为标榜，主张以考证经书为求道的方法，其中惠栋首揭汉学之名，其再传弟子江藩则着《汉学师承记》一书，「汉学」乃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而汉学派大盛之后，力诋宋学，乃掀开清代汉宋之争的历史。曾国藩则在此争论中持调和立场，本文即旨在分析其主要论点。
关键词：曾国藩 汉宋之争 汉宋调和 今文学派 经世致用
前言
清乾隆年间，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二派学者引领整个学术风潮，他们多以东西两汉为标榜，主张以考证经书为求道的方法，其中惠栋首揭汉学之名，其再传弟子江藩则着《汉学师承记》一书，「汉学」乃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而汉学派大盛之后，力诋宋学，乃掀开清代汉宋之争的历史。
惠、戴之时，虽有翁方纲、姚鼐等提倡程朱义理，但宋学始终无法对汉学予以有力的反击，故所谓汉宋之争，一开始只是汉学排击宋学之局面而已。方东树出，始站在宋学的立场，有系统地反驳汉学家诋毁宋儒的言论1，汉宋学之间，也才开始有剧烈的争辩。但方东树虽对汉学颇致箴砭，但也认为「宋儒义理，实不能不用训诂考证，而汉学训诂考证，实不足尽得圣人之义理」2、「窃以训诂名物制度，实为学者所不可阙之学，然宋儒实未尝废之，但义理考证，必两边用功始得」3。道、咸之后，汉宋调和论兴起，如曾国藩、陈澧、朱一新等，皆主张汉宋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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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樹排詆漢學的作品有《漢學商兌》、《書林揚觶》二書，其中以《漢學商兌》為代表。 見《漢學商兌》頁１５０。《漢學商兌》，台北商務６７再版。 3
同２，頁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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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卒于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享年六十二岁。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号称清代中兴首功。曾氏所处的时代，内乱不断，外患纷至，清廷国势，日益衰颓。而国家社会的变动，加以汉学极盛之后所产生的流弊，学术思潮亦为之一变。以下即就时代思潮的转变及师友的影响两点，说明曾氏汉宋调和论的思想背景，并就其论点加以分析之。
一．时代思潮的转变
清代经学考证的兴起，就外缘因素而言，乃因学者多将明代的亡国归咎于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误国，如黄梨洲、顾亭林等诸大儒出，即倡导征实致用之学，主张以客观的考证，代替主观的冥想4；就内缘因素而言，宋明理学中，无论是陆、王的心即理或程、朱的性即理，他们都不承认是自己的主观看法，而皆强调是直承孔孟而来，因此争论到最后，势必要回到经书中找寻立论的根据，考据之学也就由此兴起5。顾亭林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学即理学」，黄梨洲的「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正是主张以考证经书来解决义理的争端，亦即通过「道问学」以进于「尊德性」。
至干嘉之世，考据之学大盛，学者为考证而考证，无论经世致用或以考证明义理的目的不再为学者所重。就知识而言，考证之学自有其意义与价值，但儒学的重心本在其道德性的一面，由个人的修养以至安定天下，是每一儒生的基本要求。而考据学发展到最后，却不可避免地与「尊德性」越分越远，不但无益于世道人心，甚且不能保证个人的成德。因此即使以小学名家的段玉裁，晚年都不免自责生平喜言训诂考证是舍本逐末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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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１－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華正７８初版。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中國哲學思想論集〃清代篇》，台北水牛７７再版。 6
由段玉裁＜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云：「喜言訓詁考核，尋其枝葉，略其本根，老大無成，追悔已晚。」可見之。時段玉裁七十五歲。《段玉裁遺書〃經韻樓集》卷八，台北大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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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发展到最后，流弊渐深，加以国家社会内忧外患的刺激，汉学渐为学者所不满，时代思潮亦为之一变。以下即分述之。 １．汉学的流弊：
汉学家反对宋学的立论之一，乃批评宋学空言穷理，堕入禅学、玄学，而非孔门圣学。因此「训诂明而义理明」是他们所力持的治学方法，认为只有以考文知音的工夫来治经，以治经的工夫来明道，学问才不致落入玄谈空疏。故考据的最终目的仍是以求得义理为要。但发展到后来，却只着重文字的考据训诂，不再注重思想的探索，甚且陷入烦琐的笺注主义，不但研究范围小，态度亦流于迂拘，颖达之士，渐不餍其所为。如许周生（公元一七六八－一八一八）云：
今之治经者吾惑焉！其言曰，圣人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必有渐。然字有篆隶之异，有古今之殊，考之苍雅，攻其训诂，其有不通，又必博稽载籍，展转引申以说之。一字之谊，纷纭数千言，冗不可理，而相推以为古学。7 又云：
今之学者，奈何不求圣人之志，而专务其文辞也。然而不为者，则群斥以为空疏。夫学之虚实，至易明也。积之内，见之外，行其所学，而贤不肖皆见焉，言其所学，而贤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谓实学矣；联牍殚翰，返之心无当于仁义礼智之数，推之家国天下，一无所施之，执人人而告之，茫然不知其所谓，则真所谓迂疏寡效者也。8
先不问义理是否只存于古书之中，只训诂考证以求得经书中义理而言，一个字、一个音的解释便联篇殚翰，纷纭数千言而不可得，所谓
６初版。
見《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二＜儀徵學案〃原學篇＞，徐世昌，台北世界，５５版。 8
同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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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实学」，反而流于华而不实，琐碎饾饤了。汉学大师戴东原中年时以考据为重，至晚年时亦肯定义理的重要性，认为为学不可以专门考据为限：
先生初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据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数年又曰，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9
可见戴氏亦肯定考据实应以义理为目的。与曾国藩同时之陈兰甫（公元公元一八一０年－一八八二年）亦云：
说经者欲经文之明白无疑也。欲经文之明白无疑者，将以讽诵而得其义也，若既解之明白无疑，而不复讽诵以求其义，则何必解之乎！且经文之本明者，世人不读也，而惟于其难明者解之，既解亦仍归于不读而已矣，解经而不读经者，其心曰我既解之，已皓首矣，使后人之读之而无疑可也，然而后之人又慕其解经，于是又解经而又不读经，不知待何人而始读之也。10 解经本欲明白经书中的义理，但考据学家却是皓首解经而不读经，是汉学末流之弊不可谓不深。 ２．社会的变化：
一八四０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战争爆发，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进入破产的危机中。鸦片战争后，外强侵略纷至沓来，如一八四二年的中英南条约、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攻陷广东，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一八六０年的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帝远避热河，签订北京条约等。此外，单从中国内部来看，亦是变乱频仍。据侯外庐统计，从公元一七七四年至一八四０年，光是农民的暴动便有二十五起之多11，而一八五０年（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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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八十一輯，台北文海 見東。 11
見《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頁６２６，北京人民１９５８，２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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