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 星期日 文章北大法学院新生讲座 - 陈瑞华教授演讲稿整理（9月12日）更新完毕开始阅读09efa3f8941ea76e58fa0413
人这支队伍。
有的人在欧美，当了多年律师，突然想从政了，竞选国会议员甚至总统，没关系，任何人都可以从政，但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不再是个法律人，他是个政治家。我不是说不希望大家成为政治家，我们期待在座的各位成为政治家，成为总统，成为国家领导人，出国会议员，都可以。但是。只要你从事法律职业，要坚持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要保持跟政治的距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发生了一系列案件，我们法律人是不是该保持点对政治的清醒呢。刚才举了杨佳的案子，有人说这是刀客怒杀恶警，这种观点把案件政治化了，把人民和警察的矛盾政治化了。杨佳杀警察首先是一个公民杀了六个公民，用非法的手段剥夺了六条人命。请问，这不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吗？如果非要把它政治化，就是所谓一个被赞扬了的刀客杨佳杀了六个恶警。请问，那六个警察在当时有什么过错，杨佳杀人有什么正当性。
再看看邓玉娇案件，被称作侠女杀淫官，这是政治语言。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认为，邓玉娇这个案件无论如何不能定罪。不管她出于什么动机，作为法律人，我们只考虑，她是正当防卫吗，她杀人有无正当性，她有无主观故意，她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她的行为算不算正当防卫，法院的审批公正吗，她的辩护权得到保障了吗？这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至于什么烈女杀淫官，这是政治。就像水浒传里一样鼓吹暴力，大家记住，法律拒绝的永远是暴力，法律追求的是和平主
义，追求的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不一定都公正，但绝对符合全体民众的长远利益，维护的是社会的长治久安。
比如说几年前，海淀区的海龙大厦门口，一个叫崔英杰的退伍军人在那儿卖烤肉，结果他的三轮车被一个城管没收了，他就掏出刀子把这个海淀城管李某杀了。有人说他是用暴力结束了一个城管的生命。由于城管形象不佳，采用暴力来执法，很多人对城管怀有愤恨，对城管制度有看法。城管制度该不该废除，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崔英杰首先是一个杀人犯，作为法律人，我们只关心他属于正当防卫吗，他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吗，他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致死，他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现有的证据能证明他有杀人动机吗，他该不该判死刑，他有没有从轻量刑的情节。这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五六年前还有一个案子，叫王斌余案。到了年关，很多农民工找老板要被拖欠的工资。王斌余就是一个讨要被欠工资的民工的代表，结果当时在工头叫来很多保安对他进行殴打的时候，他掏出刀子把工头杀死了。有这样一种声音，说王斌余是采用暴力把一个拖欠农民工工钱的人杀了，可以对全国那些欠款的人形成一种警告，这种人应该无罪。
这就又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了。我们要讨论的是，王斌余杀人有可以从轻量刑的理由吗，该不该判死刑，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等等。不要以为学了法律之后这些都是经验常识，其实很多学了法律的人忍不住一种冲动，也进入到政治家的思维方式里面去了，只不过这种思维方式是基于一种同情弱者以及对官方的不信任，鼓吹所谓的暴力抗
法。
今天法律人的困难就在于越来越多的民众不信任司法，司法的公信力空前的低。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水浒传里面那样暴力抗法合法化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勃然兴起。伴随着这种兴起，甚至出现了一种民粹主义运动，出现了一种过去曾经出现过的歇斯底里的审判，民众的审批，公判大会。我感到恐惧的是又有可能回到文革时代。众人皆呼一种观点就要按这种观点来审判吗？按照民意来审判可能吗？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一段最重要的话，语重心长，那就是“法律人既是抵抗暴政的重要群体，也是抵抗民粹的重要群体。”法律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制度设计。用法律人的眼光看待社会事件，用法律人的思维分析群体事件，这样的分析，这样的逻辑，这样的推理，有种稳定社会，保持理性、冷静，避免激进、动荡的功能和作用。所以有人说法律人如果发挥得好，是社会稳定的稳压器，减压阀。把很多政治问题法律化，把矛盾从社会上吸引到法庭上，有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我给大家的第一个告诫是：在今后的学习中，要逐渐学会区分法律和政治。区分是很困难的，两者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推理方式上，要学会区分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法律化。
第二个想给同学们讲的问题，算是个人的一些感悟吧，在掌握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的同时，要逐渐培育自己的良知系统，良知体系。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做一个有良心的法律人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奴隶。
这一点和刚才好像有矛盾，刚才说法律条文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怎么现在又说不要做法律条文的奴隶了呢。
法律条文当然要坚持，不管是个人权利还是国家公权力都要遵守规则，但是，大家要注意，有几种情况，会出现两难选择，这也是法律人经常遇到的。第一种情况，两个规则发生矛盾怎么办。你会看到，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经常会发生矛盾，一个往左指，一个让你往右走，请问你怎么办。这里面就有一个选择，当两个法律条文发生矛盾时，要找上一个位阶上一个层次的理念——良知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有人用欺诈的手段骗取对方的信任，签订了一个合同，本应无效，因为契约里强调签订合同要以诚信为前提。但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他确实虚构了情况，但却是为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利益，他不这样做就可能把自己或别人陷入困境。比如，他为了救人急需一笔款，但他又不能说出这个动机，如果说出就可能导致被救的那个人生命存在危险，或是为了其他更大的利益。所以，民法中有一条叫情事变更原则。在所有的原则之外，都有例外。这种情事变更原则决定了，在有些情况下没有太大的危害，简单的一种欺诈或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进行的欺诈，合同照样可以有效。再比如说，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但同时又规定，有些情况下证人可以不出庭，法官面临两难选择，在某种情况下证人该不该出庭呢？请问这时候是规则吗，不是，这是良知系统，一套价值理念。再举个例子，法律规定，一个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该判无罪。但是一个案件认定被告人有罪，事实清楚，但在量刑上证据不足，怎么办？该判死刑吗？证据不足，但